2009年6月28日星期日

发生在广东的械斗

新闻：台湾《中国时报》
（指出族籍冲突的敏感性，以及事情的可能原因为维族员工入厂后治安恶化，甚至有汉族女性为维族员工性侵，于是发生当地员工的流血报复。并谈到官方暂定性为生活习惯的差异所致。受伤员工维族80多名，汉族30多名。点明目前其余600名维族员工已被妥善安置，暂时安全。注：该报道多处征引港媒。）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5050800+112009062800180,00,focus.html#comment
凤凰网
（比《中国时报》简略，点出是族际斗殴群体事件。转发自新华网）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200906/0628_17_1222975.shtml
新华网
（未点明死者二人的民族身份，指明这批维族员工来自喀什地区疏附县，为"农民工"[此农民工指原新闻稿用词，加引号乃笔者想表明其原从业为农业，非我们传统认为的商业。点明疏附县工作组已抵达韶关。新闻发稿时间28日1时26分。注：事件发生为26日2时，4时警方控制住局面。两地合作可谓及时迅速）
人民网
（系转发新华网消息）
南方都市报
（凸出了广东地方的努力与措施。点明600名工人暂时安置，未透露这些工人的民族身份。这600人可能有汉族，但在《中国时报》版全为维族。南方为本地报纸，新闻比新华社的详尽一些。）
开元网（论坛？）
（指维族员工入厂后，汉族女性多次受强奸。本月十四日强奸案后，受害女工向厂汇报后，疑犯只是受开除处分。其后几天[报道未提及]，有一女工在宿舍为多名"新疆工人"轮奸，报警后，疑犯只被关了几天后就释放。此事快未平息，又再发生张三宗强奸案。报道称案件到凌晨三点多，防暴队赶到鸣枪时才停止。四时多，参与斗殴的人员全部散去，事态平息。该报道附有一个名为"新疆人又把我们一位女同胞拉入宿舍想将其强奸未逞"的帖子，但并未附相关连接。帖子以汉族当事人之一口吻写，称6月25日晚22：00作者与同事喝酒回宿舍，发现有警车，才知刚又有未遂强奸事件。汉族员工欲去将其"痛殴"，厂里保安及时赶到制止了他们。但保安又不敢将疑犯带走，于是大家开始从楼上东西杂物往下扔。其间工厂保安曾上楼阻止，并重殴他们其中一人，使其"重伤不起"。半小时后市政府增派三四十名防暴警察。防暴警察到后不久，新疆人组织了几十人冲出逢汉族就砍。于是互殴开始。防暴警察"在其中只充当旁观见证者和拖尸员的身份"。）
（这个贴子很难证实。与所有其他报道不同，责任在维族员工方，而且群殴事件的主动方也是维族。保安与防暴警察在其中的角色也不大光彩。同时，"拖尸员"三个字让人有不止两名死者的猜想。但即便作者是当事人，在当时的情况下对死者有几名应该不是很清楚。当已政府公布为准。）
（开元网为德国境内网站，为中文社会交流平台）

这个事件从6月26日凌晨到现在28日15点18分，也不过两天时间，调查也许还要一些时间。从目前能够看到的报道来看，有几个渠道：一是本地报道，来自广东省或韶关市的。在目前的阶段，也许就是等着政府和公安部门的新闻发布。二是港媒报道，香港媒体虽然不关心大陆事务，但事发厂为港资公司，也算本港新闻。台湾的报道我能看到的，也算是港媒报道，因为都是转引和编辑港媒的。三是国际报道，我目前还是没有办法看到。话说我在学校里面，要上国外网还是很有限制的，只能用代理。但奇怪的是，用了代理也google不到什么东西。当然，国际报道在事件已经过去了两天的情况下，也许也只是找一些当事人来采访，目前的情况，不知道容易不容易。当然还有一个渠道，就是微型博客如饭否或twitter，只是我不善长于此道。看到的德国境内的那家中文网站的报道，也当是转引自国内的，但可惜没有给出链接，无法进一步证实或证伪。

这个事件还是很特殊的，势必要引起多方的关注。首先，这是发生在两群有民族身份之间的群体间。虽然本身大家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简单的治安或法律事件，难免不会牵扯到民族问题上去。尤其，这个事件真的还具有民族性，虽然这个民族性的来源大可反思。其次，这个事件发生在港资企业，算外资。第三，这个事件发生在广东，而当事的另一方是来自新疆，遥远的距离，先前都不觉得可能发生的问题。

（插：到这里，还真去饭否看了一下。第一个有关的贴子是6月26日14：41网友"右边前卫"的帖子，第一句就是旭日集团的介绍，然后是事件。怀疑这不是真正在该网发的第一个贴子。但确实，后面的贴子都能查找，说明饭否这次，最起码在这个贴子之后没有过滤也没有删帖。）

（再插：从饭否得来的一些链接：
某人的谷歌文件：http://docs.google.com/View?id=dcnkc2x3_0fpw4kcgm，与豆瓣的内容相同，疑为同一来源
因打不开，无法确认来源：


（再插，有一天时间没有写这个东西。最新新闻：http://news.ifeng.com/mainland/200906/0628_17_1223519.shtml
市新闻发言人称由强奸引发事件是人散布谣言，经调查没有发生女工被强奸事件。
那么我们希望警方能迅速调查出真相，知道事情的真实原因。这么大的事啊，不可能没有原因。怎么会发生群殴事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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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27日星期六

很多政治人物没有中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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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刘晓原的BLOG by 刘晓原 on 27/06/09

南方朔:很多政治人物没有中心思想http://culture.ifeng.com/popular/leisure/200906/0625_4092_1219704_2.shtml

南方朔

    本名王杏庆，1946年生，台湾大学森林系、森林研究所毕业。曾任《中国时报》专栏组主任、副总编辑、主笔，《新新闻》总主笔。作家、评论家、新闻工作者，著有《愤怒之爱》、《另一种英雄》、《语言之钥》、《新野蛮时代》等。

   本报记者李怀宇发自台北

   在台北市辛亥捷运站稍等了一会，穿着拖鞋的南方朔先生就踱过来接我。我们边聊天边走向南方朔家，一开门，小狗出来欢迎，南方朔指着一张沙发:"这是狗坐的地方，别的地方请随便坐。"离开《新新闻》后，南方朔每天最重要的户外活动是带狗散步，余外的时间，便待在家里看书写文章。

    家中藏书甚丰，南方朔用手写文章，不用电脑，不上网，不用手机。他觉得上网是浪费时间，垃圾太多。而他现在的主要收入来自写文章:"我的稿费单价很高，几十年建立品牌形象，别人看得起我，我的行情不低。"

   "抽烟吗？"南方朔边点烟边说，"我从小抽到现在。"这一个下午，他烟不离手。

   出身穷苦人家，南方朔考大学时报了台湾大学森林系。他解释这个专业的选择:"几乎每一个社会的早期，大学生学非所用是正常现象。台湾是一个变化很快的社会，我念书的时候是农业社会，念到一半，开始变成工商社会，到1980年代以后变成了高科技社会，所以职业变化很大，我的同学一大半做生意去了。"回忆大学生活，南方朔最深的印象是诱惑不多，用功苦读。从大学本科到博士班，南方朔念了八年森林系。那个时代农业科系的重点是生物化学，开始念大学时，生物化学课本是很小一本，等到念研究生时，课本已是很大一本，南方朔的真正专长是植物生物化学。

    留学美国是当年台湾的风潮，南方朔恰有机会拿奖学金去留学，却毅然放弃了。此时台湾与美国断交，他的母亲年纪也大了。南方朔说:"不去留学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曾经有人问过我:你当年不去有没有后悔？我说:有什么后悔的？我现在混得还可以，出国不一定比现在好。只要自己用功，在哪里都一样，在美国、中国大陆、台湾都差不多。"

    念完了森林专业，唯一的出路就是教书，南方朔却没有和老师搞好关系。"因为那时候森林系的老师念的还是传统的东西，而学生不念传统森林系的东西，去念新兴的生物化学。老师讨厌这种学生，所以我跟老师的关系没有搞好，就不能留在学校教书。假如关系搞好了，我现在一定是台大教授。"南方朔从小就会写一点文章，干脆去当新闻记者。

    从薪水很低的小记者干起，南方朔先后换了七八家报纸，跑了十几年的新闻，把所有的新闻线都跑遍了。南方朔笑道，每换一家报纸，薪水就多一点，最后是在《中国时报》。

    年纪大了，就跑不动新闻，而且感觉人生的智慧、知识的积累都不够。四十岁之后，南方朔和朋友创办了《新新闻》杂志。时值台湾社会变动，无论是社会大众，还是新闻界本身，都盼望自由开放的风气。《新新闻》生逢其时，高峰时发行量达到三万多份，但是广告不多，经营主要还是靠发行量。南方朔从新闻记者成了专栏作家。2005年，南方朔离开了《新新闻》。

    南方朔喜欢自称"读书人"。从小读文学，后来念历史、哲学，从事新闻采访时，很多社会现象不懂，就要读政治学、经济学，如今以写作为主，要读更多书。南方朔说:"我赚了钱，大部分都拿去买书。我只读英文书。"他自认英文不好，但读英文书没有问题。谈起天下大事，南方朔说:"我有个特色，你可以把世界地图摊开，随便指一个国家，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国家现在怎么样。每天看那么多书、报纸、杂志，都知道一点点。"

    闲谈中，南方朔自诩对文学的欣赏水平可以跟大学教授平起平坐。我问他台湾文学有哪些人能在历史上站得住，他说白先勇不错，又说张爱玲也算台湾的吧，我即刻说:"张爱玲不算台湾的。"他说:"因为台湾，张爱玲的东西才能存下来。她写作的地方在大陆、香港、美国，严格来说属于台湾传统。"于是你一句我一句评说了不少当代名家。"时代改变，风云际会，都会出现很多人，因为家世，因为时代关系，娶了某个女人，嫁了某个男人，获得很高的评价。很多人是被迫害的英雄，人们推崇他。可是到最后，把这些因素全部丢掉，恐怕还有争论，因为文学有个规律，时代是个筛子，过了一百年，筛掉很多人，剩下一些，再过两百年，剩下更少了，有时候会筛出一些出土人物，很多人死了几百年会红回来的。文学的账很难算的。"南方朔有感而发，"到了1980年代以后大陆改革开放，文学界开始出人才了，现在的文学主流跑到大陆去了。"

    聊起艺术，南方朔自报在艺术大学教过艺术思想史。他把张大千和溥心畬归为台湾祖师级人物，又说台湾当代的艺术家他都知道:"各行各业活着的人我知道他们太多事情，懒得谈了。"我们还是谈了朱铭、刘国松、何怀硕、董阳孜。我提起不久前逝世的高信疆，他主编《中国时报》副刊时捧红了许多人，但有些人在回忆录里只字不提高信疆。南方朔说:"高信疆是我的老朋友，他的追思会我去了。台湾这个社会，你有权势，大家都靠过来，无权无势，没人理你。现在台湾电视上出了一堆名嘴骂陈水扁，其实很多都是绿色的人，现在朝代变了，就骂陈水扁了。我想高信疆有这样的感触，他到了后来无权无势。中国人都有趋炎附势的毛病。"

    针砭起政治人物，南方朔更是痛快淋漓:"我身为台湾人，觉得台湾社会很悲哀。很多政治人物没有中心思想，永远看着形势改变。很多人在国民党当权时就是青天白日，高喊'国民党万岁'，民进党当政了，就把国民党的旗子收起来，把民进党的旗子拿出来喊'民进党万岁'。"

    现在许多当红的政治人物，在南方朔的眼里，不过是官僚而已。对已故的辜振甫，南方朔倒觉得是个绅士:"绅士很难培养，不是马马虎虎可以出来的。绅士有很多条件，要靠家世，要靠文化传统。第一家里要有钱，我很有学问，人也不错，但没有钱，成不了绅士。我必须辛苦工作才能维持生活，绅士的条件是很有钱，不用辛苦工作，是个大老板。很多人有钱就花天酒地，这也成不了绅士。要有钱，有教养，有一些附庸风雅的事情，唱唱京剧，喜欢艺术，来往的是高档的人，这才形成绅士。中国大陆会有富翁，不会有绅士。"

    对人称"台湾四公子"的沈君山、连战、钱复、陈履安，南方朔品评一通之后说:"现在没有人谈四公子了。他们有好条件，家里有钱，出国念书，为什么是他们不是别人？那是不公平时代的产物！"我问:"你出身穷苦，所以一直都有很深的平民意识？"南方朔答:"不，这是人间起码的道理。列宁说过一句很棒的话，有一次他听音乐家表演钢琴，他的反应跟别人不一样:'这个音乐真是好极了！可是，我所想到的是，有多少人有这个财富，他没有这个机会！'这就是打抱不平。"

  "读书人就要有大气魄"

  "谁有权力就骂谁"

   很多人没有权力的时候，都把自己说得很有道德，有了权力就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没有权力的人讲道德，不要听，那是假的。有没有道德，有权力再说。因为你没有权力的时候，你没有什么可以讲的嘛，只好说自己有道德，用道德骂人家。有了权力之后就通通没道德啦。"——南方朔

   时代周报:当年创办《新新闻》杂志最重要的想法是什么？

   南方朔:在一个变化的社会，新闻工作者一定希望参与这个变化。于是我们做了一份在当时来说比较前卫、自由派的杂志，而且《新新闻》在当时是发挥过重要作用的。

   时代周报:《新新闻》见证了台湾慢慢开放的过程，有没有印象很深的事情？

    南方朔:台湾最近几十年的事情我都是身临其境的，像我这一代台湾人，是看得最多的，老一辈没有看到后一段，小一辈没有看到前一段，我们是全部看到。十大建设，开放报禁、党禁，美丽岛事件，蒋介石、蒋经国死掉，我都是全部看过的。

   时代周报:你最近写了一篇讲蒋经国的文章，在台湾几任"总统"中，你对他的评价最高。

   南方朔:这是民意调查的结果。蒋经国的贡献是，台湾从一个很穷的社会在他的任内慢慢开始富裕，经济发展，有重大建设。你骂他也没用，他的成绩摆在那里。

   时代周报:现在看来，在蒋经国晚期慢慢开放报禁和党禁，对台湾影响有多大？

   南方朔:一开放就停不下来，后果是完全算不到的，因为社会的变化是超出人们的知识范围以外的。那时蒋经国也是没有办法，大势所趋。开放报禁、党禁，开始有反对党，报纸可以大鸣大放。当时是好事，可是发展到今天，副作用出来了，政党、媒体乱七八糟，这是当时算不到的，有好有坏，但是非开放不可，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西方也是一样。开放就一定出现副作用。人们吸取教训，改过缺点。例如美国的报纸，在早年的时候煽动战争，尤其是美国跟墨西哥的战争，那真是报纸搞出来的。现在的报纸还敢煽动战争？

    时代周报:你对台湾的民主进程非常关注？

    南方朔:对啊。我全部关注的，没有我不知道的，国民党的大官我谁不认识？民进党的大官我谁不认识？我全都认识，我属于第一线。

   时代周报:你怎么看这次5·17呛马活动？

   南方朔:现在台湾骂马英九，第一名是我。我是天天骂马英九的。马英九这个人讨好、媚俗。他运气好而已，没有能力，没有胆量。我对他意见很多的，现在只是北京帮忙，台湾看起来还不错。所以马英九声望又起来了。

    时代周报:那你对陈水扁怎么看？

    南方朔:更要骂啊，更混蛋嘛！

    时代周报:陈水扁当年当"总统"是曾经给很多人希望的。

    南方朔:很多人没有权力的时候，都把自己说得很有道德，有了权力就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没有权力的人讲道德，不要听，那是假的。有没有道德，有权力再说。因为你没有权力的时候，你没有什么可以讲的嘛，只好说自己有道德，用道德骂人家。有了权力之后就通通没道德啦。

    时代周报:你估计陈水扁会被判有罪吗？

    南方朔:当然！

    时代周报:但这个案子为什么拖了这么久？

    南方朔:这是因为台湾法律出了很大的问题。台湾的法律不严格，违背常识。陈水扁说:我一切的问题都是政治献金，不是贪污，你要说我是贪污，好，拿出证据。贪污证据很难拿的，一定是我把钱给你，然后说我把钱给你，你要给我什么东西，要有录音、字条。你拿这么多钱，那么多好处，这就是贪污！可是台湾就说:证据！证据！拿不到口供、拿不到字条，这件事就办不下去。可是有几个案子，是白纸黑字，跑不掉的，国务机要费是跑不掉的。很简单，假如我是统治者，我是法官，别的事情你们去查，确定的部分先判。现在的案子却拖拖拉拉。

    时代周报:你对马英九批评得那么厉害，还批评政界的哪些人？

    南方朔:我跟马英九也是好朋友。以前陈水扁当政的时候我是骂陈水扁的。我跟陈水扁以前是好朋友。

    时代周报:你跟陈水扁做好朋友是美丽岛事件的时候？

    南方朔:对。陈水扁做"总统"，找人去总统府演讲，第一个人就是我。他5月20号就职，我6月11号去演讲。我跟他是好朋友。陈水扁当政以后乱搞，所以在台湾最先对陈水扁开骂的人是我。台湾绝大多数读书人还在歌颂陈水扁的时候，我已经开骂了。

   时代周报:那时主要骂陈水扁什么？

   南方朔:他那时贪污问题还没有出来，每天都在搞权术，阴谋斗争，我已经开始骂了。你查旧的《新新闻》可以看得很清楚。马英九是我好朋友，他的书里提到过我。当了"总统"以后投机取巧，没有胆量，我就开骂了。台湾最早骂他的也是我。

   时代周报:现在跟他们的关系呢？

   南方朔:没有关系啦。他们当了大官我也犯不着认识他们啦。读书人就要有这个气魄。

   "随波逐流是中国人的悲哀"

   时代周报:你在年轻的时候被评为偏左的，有这么一说吗？

   南方朔:这是个在中国社会被乱用的词。严格的左派，中国人不多。中国的读书人有一个共同的文化传统，先天下之忧而忧，就是打抱不平。但中国读书人对欧洲严格说的左派右派，不清楚。大家都不对中国读书人的思想好好进行研究。中国读书人很多是乱写的，在这篇文章里是左派，在那篇文章里是右派，不像欧洲人那么严格。中国人脑筋有点乱。

    时代周报:我在香港访问痖弦先生，他提出一个观点，文人应该是一个"广义的左派"，就是永远对政府采取一种审视和批判的态度，站在土地、人民、大众的立场说话。

   南方朔:这就是我说的喜欢打抱不平。中国的绝大多数读书人只能说是打抱不平，是不是左派不重要，欧洲人严格，左派就是左派，不管政治还是经济，左派、右派很清楚，中国人不清楚。

   时代周报:左右之分有那么重要吗？

   南方朔:在欧洲很重要，因为人家的思想训练很久了，一套价值观很清楚。美国基本上也清楚。他们的思想训练严格，中国人不严格，所以中国人都是马马虎虎。我是稍微严格一点的。我只能说，我是比较接近欧洲的社会民主派。

    时代周报:早年你在台湾能够看到马克思主义的书吗？

    南方朔:我读的这些书都是英文的。在台湾这种思想不自由的社会，英文是很重要的。马克思学说作为批判性工具是最好的，看问题最透彻。还有一点，在今天的西方校园里，马克思派是社会系很大的一派，在经济系也有相当大的实力。譬如经济学界，很多人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有偏见，世界上有几个马克思经济学家绝对够资格拿诺贝尔奖，但诺贝尔奖却不给他们。

    时代周报:在台湾能产生思想家吗？

    南方朔:不能。思想家绝对跟地方有密切关系。讲白一点，小地方没有思想家。大陆将来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比较有希望。因为地方大，碰到的问题多，碰到的问题是大问题，这样训练出来的人看问题比较全面。台湾人关心的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

    时代周报:有评论说你是台湾最用功的民间学者。

    南方朔:以前念书的时候，我比较关心的问题是思想史，政治思想史、哲学史、经济史、文学史、艺术史，很广泛的思想史。从事新闻工作，必须有个史的看法，今天怎样，明天怎样，进行一个通观，以及背后的意识形态，这样看问题比较清晰。我写文章多在一个思想背景下看问题，不是看简单新闻而已，喜欢关心它背后的问题，这是我的特色。

   时代周报:你读书的主要兴趣在哪方面？

   南方朔:很广泛。我的文学很专业，我的艺术史很专业，看经济很专业。最近《天下》杂志说我看经济很地道，让我帮他们写经济专栏。《天下》杂志的读者是很有深度的，这是对我很大的肯定。

   时代周报:很多人都是以一门学问为基础的，你的涉及面为什么那么广？

   南方朔:看问题一定要有个通观，必须从思想的脉络、历史的脉络看问题。这样看问题会发现一点政治史、经济史，狭义的思想史，这都是通的。当你通了以后，你可以写政治、经济、文学。我现在写得最多的当然是政治评论，也会写经济、文学。胡适不也说过吗？为学如金字塔，要能大，要能高。高的意思就是对高端的东西要知道，下面的也要知道。金字塔底部越宽，塔就越高。

    时代周报:现在台湾对胡适的评价怎样？

    南方朔:台湾现在有去中国化的问题。老一辈越来越不受现在搞"台独"的人重视。以前一到"五四"，台湾的纪念活动很多，今年没什么活动。

    时代周报:华人世界里有哪些重要的思想家？

    南方朔:不多。中国人思想的能力一直很差，我常觉得很悲哀。大陆经过"文革"，有没有文学家或思想家对"文革"好好地反思过？欧洲有！法国大革命没过多久，雨果就把大革命的背景写成很棒的小说。

    时代周报:台湾经过白色恐怖，有没有产生这样的人？

    南方朔:当然没有。白色恐怖也不是完全没有背景，你把这个特定背景、时代的关系、人性的缺点全部很细地讨论，无论文学、哲学思想还是文明，肯定是不一样的。白色恐怖，蒋介石该死就完了？没这么简单！所以我说，一个民族缺乏综合性的、大视野的思考能力，最后只好是随波逐流。这就是中国人的悲哀之处。

    时代周报:现在知识界是不是分工越来越细，但真正通的人越来越少？

    南方朔:早期是学术分工不太细，知识分子一般是什么都会的。近代知识分子分工越来越细，是美国造成的。战后开始学术分工变细了。美国还建立了一套学术的游戏规则，在美国教书很忙，每个人都只好搞自己的一行。可是到了上世纪70年代以后，大家觉得这样的学术分工有问题，所以后来学术又出现了融合，出现了很多新的学科，例如政治学、社会学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变成政治社会学。古代时政治经济学就是一门，后来变成了计量经济学什么的，很琐碎，上世纪80年代以后政治经济学复苏了。所以说目前的学问又进入了新的阶段。西方读书人看问题视野越来越大，学术风气变了。

   时代周报:台湾呢？

   南方朔:台湾没有，台湾学术界太忙了。这我以前就骂过了。在美国，当一个教授，两三年就要写一本书，人家很用功。台湾学术界的人忙着去应酬，开座谈会，很忙很忙，不太有时间搞学问。大陆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大陆老一辈还是挺用功的，现在年轻一辈忙得要死。

   时代周报:现在台湾什么书卖得最好？

   南方朔:出版现在不好，卖得最好的应该是投资理财的书吧，还有健康长寿。我看过大陆的排行榜，也是这样的。还有一些话题书，香港也好，大陆也好，台湾也好，最好卖的书就是话题书，投资理财，健康长寿。

   "不能谈李敖，怕他告"

    时代周报:公共知识分子在台湾的发展情况如何？

    南方朔:"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在台湾是我最早引进的。美国有个教授在圣地亚哥教书，他的名字叫雅可比（Russell Jacoby），是他最早提出公共知识分子。很多人讲这个词，却不懂书他的真正脉络。他认为古代知识分子除了会讲几条基本原则，什么都不懂，这种知识分子随着时代改变不行了，将来的知识分子谈的问题一定很当下，不能有乌托邦思想，也不能太近视，所以他提出两个名词，一个是乌托邦知识分子，一个是现在各国都存在的只看小问题的知识分子——近视眼知识分子。这两个都不对。乌托邦知识分子会给社会造成重大灾难，近视眼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基本结构看不到，所以要实事求是，知识很广泛的公共知识分子。

    时代周报:在台湾有谁称得上公共知识分子？

    南方朔:不多，我认为我是，其他都不算。我在外面演讲说读书人一定要读很多书，懂很多知识，不是只会谈自由民主就完了。世界不是这么简单的。大陆读书人大多也是不求甚解，每一次外国出现一个名词，大陆知识分子有个习惯，就是把那个名词搬来用。发明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的人，根据他的定义，大陆一天到晚写文章的这些人不算公共知识分子。骂人的批评家可以算。

    时代周报:在你的读书时代，殷海光的影响有多大？

    南方朔:不大。

    时代周报:他算不算公共知识分子？

    南方朔:他不算，他只能算是启蒙者。他的很多观点现在很多人不能接受了。在那个不自由的社会，会出现一些被压迫英雄。有很多原因，他们被欺负了，然后变成一个被压迫的象征。这些象征人物没有学问，可是你不能否定他们。因为他们是象征人物，对这些人我们不能计较他们有没有学问，只能就事论事。学问，你不行；但你是个启蒙者，很多人因为你而走下去，这个我承认。

    时代周报:柏杨呢？

    南方朔:我的意思包括他，我跟柏杨是好朋友。每个时代的被压迫英雄很多我都认识。

    时代周报:柏杨是一个怎样的人？

   南方朔:讲学问，他不行。他是一个被压迫的英雄，这个我承认。

   时代周报:你怎么看白话版的《资治通鉴》？

   南方朔:我想真正懂历史的人都会有意见吧。

   时代周报:李敖呢？

   南方朔:不能谈李敖！

   时代周报:为什么？

   南方朔:李敖会告我的。我什么人都敢谈，就不能谈李敖。他会跟你打官司。我怕他。

   时代周报:你对俄罗斯的索尔仁尼琴怎么看？

   南方朔:不错的人，是一个很标准的俄罗斯的斯拉夫主义的爱国者。他一向独来独往，不跟大国跑，他得到诺贝尔奖之后去美国演讲，骂美国。美国人气得要死:我们美国一直在捧你，捧到拿诺贝尔奖，你都不跟我们配合，还骂我们美国。所以，在美国没人理他。后来他回了国，从不讲自由民主的，讲爱国，他自己一个老头子花钱在俄国到处演讲，俄国人也不理他。过去二三十年，一直没人理他。到了现在，俄国经过了这么多转折，才知道他讲话有道理。他现在的地位越来越高。

   时代周报:索尔仁尼琴当年到台湾访问的反响怎样？

    南方朔:台湾不管这个人思想是怎样的。台湾从来都崇洋媚外，听说他得了诺贝尔奖，风头很旺，台湾把他当成明星。后来外国不捧他，台湾也不捧他了。台湾社会缺乏判断力，外国人怎么说我们也怎么说。谁好谁不好，我们自己讲不出来。我们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的判断力，不跟外面的世界起哄。这个老头子了不起，回国后也非常受冷落。这个人是有自己信仰的，不跟随别人的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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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26日星期五

他去了

(http://ent.sina.com.cn/s/u/2009-06-26/07182582785.shtml)

一整天没有上网，然后晚上九点多上来看新闻。凤凰网的标题新闻竟然是，迈克尔・杰克逊去世了。然后打开谷歌阅读器，刘晓博律师在博客里说，一个外国的歌星去世，内地主要大网站竟然都以其为标题新闻，言语之间能感受到愤懑不平。刘律师的意见并不针对杰克逊，那是很明显的，他只是哀国人在某些事上麻目不仁，却偏偏会在这些与国计民生、百姓安危大计牵扯不上关系的事情上大肆渲染。

谈到明星的去世，只能说明星也是凡人，他们的生命一样脆弱。第一次有印象的明星去世，是张雨生因车祸离开。之后晚上的电台放了他那时刚出的专辑，我听到了很少被主推的一首歌，《玫瑰的样子》，那首歌是我迄今为止最喜欢的一首歌。然后我开始注意他的创作，听了很多他写给张惠妹的歌。心里有点不舍，不单因为他太年轻，也是因为他的才华。后来也是一个午夜，到了另一个城市，也是听电台，DJ说张国荣去世了。然后我听到了一首《取暖》，这首歌也成为我今天对张国荣歌曲的最爱。张国荣的去世，在歌迷心中的震撼似乎远远超过了张雨生那时的影响。不过，张国荣当红时，我还青涩到不懂娱乐为何物，而他再复出歌坛，我听他的歌很少，印象中只有一首《红》，和《金枝玉叶》的一支插曲。那插曲很好听，其他的我没有什么印象。因此，张国荣的去世，我没有太多感伤。他的戏看过几部，如《倩女幽魂》、《红色恋人》、《霸王别姬》、《东成西就》、《东邪西毒》、《英雄本色》、《金枝玉叶》，坦白说他的演技是不错，尤其喜欢西毒那个角色。但他的去世，我真的没有太多感觉，只是觉得太可惜了，而且是以那样一种极端的方式。生命真的好脆弱。

之后是高枫，我很喜欢的一位歌手。然后是梅艳芳，我很喜欢她的《亲密爱人》和《只羡鸳鸯不羡仙》，电影嘛，没有太多有印象的，似乎《半生缘》和《胭脂扣》（我是指那个回尘世找爱人的女鬼的角色，是这个片子吧，与张国荣合作的）不错。当然，与李连杰合作的那部《给爸爸的信》也很好看，但好看而已，那部戏并不怎么凸显演技。这两位是给我感伤较多的，因为算得上喜欢，而且那种去世真的是很突然。之后去世的明星就多了，比如高秀敏、候耀文（我分不清哥哥与弟弟的名字，希望没写错）、李郁、王艳（？是这个名字吗？还珠格格中的。）、陈晓旭等等，还有现在的杰克逊。

这是一个大众娱乐与消费的时代，我们对明星的熟悉程度有时比对父母的熟悉程度而要深（当然，要看狗仔精神与明星的合作或操作程度）。父母的健康我们有时可能都不太留意，但明星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我们的心。而在这明星与拥趸高度密切的背后，其实隐含着巨大的商业价值关系。我们是一个庞大的基数之一，没有性格、没有样貌，有的只是疯狂的尖叫与手中的钞票。因此，当猫王性感时，全场呼叫；当杰克逊太空舞步时，全场呼叫，在我们的眼中，他们是国王。而国王是什么，什么也不是，如果他敢藐视杰克逊的艺术与伟大。于是，西方人批评苏联和其他或前或仍然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广场艺术与群众聚会剧场效应，分析群体或群氓心理学，分析集体歇斯底里的时候，他们自己也在国内进行着翻版的疯狂与歇斯底里。只是前者的指向是元首，后者的指向是偶像。因此，迈克尔的出现是一个时代的开始，迈克尔的终结是一个时代的终结。这样说，确实没有错。

回头去看杰克逊的MV，处处充满了商业性的包装与炒作。你不得不佩服其中的创意与设计，但是你也能很轻易地分辨出那些大工业的、新科技的元素与组合。你的情绪与欲望，他都会替你准确而夸张地表达出来。在他身上，你能看到你所梦想的一切，而他就是你的梦想本身。而之后，杰克逊光环的逐渐暗淡，我觉得并不是他个人才华的流逝，而更应该是整个西方社会个人主义的张扬与理性精神的回归。环境确实变了。

但不可否认，而且还应该明显地指出并且强调，这个人，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你说他娈童也好，说他变态也好，说他整容也好，说他性生活乱也好，只要是在私人空间，你可以充分地表达你的观点。但有一点你不能否认，他的音乐天分很高。我不懂那些什么音域、音色、用声等术语，我只觉得他的音乐在节奏上，要题材上都很丰富，并且有诱惑力。你可以说他有童声，或者女声，你可以不喜欢，但你不能不承认他的歌曲并不只是简简单单的大众口水歌，那几乎每一首歌，都有着自己的灵魂与生命，而且很多题材相当深刻。他的歌曲不单单是浅薄的或者深刻的爱情，那里面有关注和思想。当然，人不会因为有关注就深刻，他的表现力赋予了歌曲灵魂。而他歌曲与围绕着他个人的种种形式的包装，则使这种诱惑力更加凸出。

最喜欢他的一首是《拯救地世界》（英文heal the world, 杜德伟有首歌名字很相近，小虫创作的《拯救地球》），他的并非声嘶力竭的歌唱，搭配童声的和声，给人营造温暖而又空灵的氛围，平和，充满希望，抚慰心灵。也喜欢他的《揍他》（beat it)，虽然听来是声嘶力竭，节奏激烈而又动荡，是一种呐喊，又是一种发泄与不满，内在里反映了某一个群体的不平的遭遇和青年人的成长与压抑。去听《地球》（earth)，强烈的主歌与副歌的对比，衬托出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和焦虑。你不得不说，这个人，是一个艺术家。

每一个生命的存在都有意义，让我们理解与怀念杰克逊，并且理解与珍惜每一个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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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种吉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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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吉祥经，译自《小部》的《小诵5》和《经集2.4》。

根据该经的义注：古印度曾发生了关于"什么是吉祥"的争论，结果分成三派，一派认为看到的为吉祥，一派认为听到的为吉祥，一派认为想的为吉祥。三派各持己见，相持不下。后来有位天人到佛陀处请示此事，于是佛陀用偈颂的方式教导了三十八种最吉祥事：

1. 远离愚人，
2. 亲近智者，
3. 尊敬值得尊敬者，
4. 择地而居，
5. 过去曾经修福行善，
6. 自立正志愿，
7. 博学多闻，
8. 技术精湛，
9. 善学于律仪，
10. 言谈皆善语，
11. 孝顺父母亲，
12. 爱护妻子、儿女，
13. 做事有条不紊，
14. 布施，
15. 法行，
16. 接济亲族，
17. 行为无过失，
18. 不作恶事，
19. 远离恶事，
20. 不服用烟酒等麻醉品，
21. 不放逸地修行，
22. 恭敬，
23. 谦虚，
24. 知足，
25. 感恩，
26. 适时听闻佛法，
27. 忍耐，
28. 柔顺，
29. 谒见诸出家众，
30. 适时讨论佛法，
31. 克制，
32. 梵行：过清净的生活，
33. 如实知见四圣谛，
34. 证悟涅槃，
35. 接触世间法时心不动摇，
36. 无忧虑，
37. 无污染，
38. 内心安宁。

这三十八种吉祥事是在家众和出家众的行为准则与修学指南。直至今天，这些教导仍然对提升现代人（无论他是否佛教徒）的道德品质、心灵素养和生活品味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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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21日星期日

转载：日本尽是“爱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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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中国报道周刊 by chinaweekly on 19/06/09

　　无论美国的经济崛起多么的不可思议，与流星疾雨般突如其来的日本现代化相比，其发展似乎是步履缓慢和华而不实的。日本近代的两次崛起都仅用了不到三十年。无论在社会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这一现代化进程速度之快，成效之显着均可谓史无前例，它所创下的记录迄今无可匹敌。在这种高效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民族精神的巨大推动力，正如着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教授格林菲尔德教授所说："现代经济的持续增长特性并非是自我维持的，它需要民族主义的激励和支撑。"

　　在日本人看来，经济竞争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是实现民族目标的仅次于战争的最佳手段。敌人就是西方，民族精神是一种战斗精神，从本质上就是对抗西方。同时它又不是一概排斥西方模式的通常意义上的反西方精神。有必要把对西方的对抗和对西方"文明"的钦佩结合起来。在日本经济发展的历程中，充满民族主义思想的企业家多不胜数，选取其中代表人物足以说明经济领域真正的爱国者必须是民族的，必须是充满竞争意识的企业家。

　　涩泽荣一：开"侍魂商才"之先河

　　在日本，涩泽荣一(1840—1931)的名声极大，从后人赞美他的头衔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这些头衔有"日本实业之父"、"近代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日本产业经济的最高指导者"、"儒家资本主义的代表"等等。谈到日本明治时期的工业化，不可不提到涩泽荣一。他一生的业绩宏伟非凡，仅仅参与创办的企业，就多达五百余家。这些企业遍布银行、保险、矿山、铁路、机械、印刷、纺织、酿酒、化工等日本当时最重要的产业部门，可以说当时社会各方面的创立者、或者指导者几乎全部都是涩泽荣一。

　　涩泽荣一出身在一个经商世家，他的父亲农商兼营，诗书俱通，用中國的传统观念来说，"耕读传家"和"商贾致富"占全了。涩泽荣一很早就开始学习儒学兼以练习剑道和书法，并拜颇具志士风格的尾高新五郎为师。少年时期的良好教育及武士精神的熏陶，使儒学的基本思想和武士道渗入了涩泽荣一的血脉。这种在启蒙阶段的似懂非懂状态下学到的知识，对人一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涩泽荣一少儿学壮而行，经历了从"倒幕攘夷"志士到幕府家臣的转变，受幕府派遣到欧洲学习游历，又以"以夷为师"。明治维新以后，新政府器重涩泽荣一在财政方面的卓越才能，任命他为大藏省租税官，兼任制度改革小组主任（类似于中國发改委主任），参与了新政府的货币制度改革、废藩置县、发行公债、殖产兴业等几乎所有重大政策的酝酿和制定。

　　明治7年，时任大藏少辅（财政部副部长）的涩泽荣一依然弃官从商，当时日本官尊民卑思想仍然根深蒂固。涩泽荣一却说："若人才皆集中于官界，而平庸之辈散于民间的话，何能指望一国之健全、进步与发展？我的辞职就是为了使民间企业里大批涌现出德品方正、知行合一的工商业者……"此后，日本越来越多的人才致力于产业报国，各个行业的知名企业家层出不穷，后来活跃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百年基业的企业也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不断创立。

　　在实业思想上，他把来自中國的儒家精神与日本武士精神合为一体，奠定了日本经营思想的基础。他不仅是日本人所公认的近代产业先驱，而且是近代日本工商业的精神领袖。涩泽荣一在《论语与算盘》中将"士魂商才"确定为日本商人的理想人格，涩泽荣一从工商业者应该具备的人格和品德的高度来认识经商之道即儒家的"内圣外王"，又打上了鲜明的日本"武士道"烙印，以充分唤起工商业者的高度职业使命感。时至今日，日本财团企业还保持着这种武士儒商的传统。

　　在涩泽荣一以后的日本企业家不是每一个都给生意赋予高尚的品质并研习《论语》。然而他们无一例外的赞同已经完全现代化了的武士伦理——"侍魂商才"，日本毛纺织业的先驱井上声在谈到他之所以创办企业的理由就是"让祖国与欧洲和美国并驾齐驱"。1908年，日本实业家铃木动三郎也承认了在创办和努力经营企业过程，民族主义情感所起到的激励作用，他认为："一旦我的事业得以开始，最终受易的将是国家和民族。"

　　按照涩泽荣一的观点国民"富"而后国家能"富"，国家"富"而后能"强"，国家能"强"而后能"獨立"和有"尊严"。因此，"商场"即"战场"，"企业家"即"将领"，"工人"即"士兵"，"经济战争"是全体国民的"对外战争"，要"内和而外战"，竞争与合作一直是日本财团企业之间的主旋律。

　　跟涩泽荣一同时代的日本最着名的着名思想家及教育家庆应义塾大学的创立者福泽谕吉，关于"商业是战争的最佳代替物"的观点被当时实业界称为"这个时代最响亮的声音"。1880年第一期《东海新经济评论》的社论就代表了日本人对"经济战争"的看法，也是对福泽谕吉"经济战争"理论的最好注脚。社论认为："我们当今把外国人基本上看作是平等的人类，我们试图用经济与他们战斗——战争的手段是贸易。"如今，日本万元大钞上的头像正是福泽谕吉，足见此人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及他的理论对当代日本的影响。

　　濑岛龙三：脱下军装换西装

　　二战以后近一千万日本军人解甲归田，他们中的大部分都进入企业，成为企业中的骨干力量。在旧日本军队中忠君爱国的思想并为因为美国人的改造而消退，这群脱下军装换上西装的商人很快就把日本的产品买到了当年枪炮也没够得着的地方。在战后军人出身的企业家中，濑岛龙三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和传奇人物，1932年在陆军士官学校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并获天皇御赐的银表。1938年12月，以第一名的成绩从陆军大学校毕业，天皇赏赐军刀。之后由于参与制定和执行了很多重大战役计划被称作"昭和三参谋"之一。

　　年轻时的峥嵘岁月随着日本的战败成了过眼云烟，而濑岛龙三战后的经历简直就称得上"神奇"两字，单单看他在被苏联人关押在西伯利亚11年以后进了伊藤忠商事以后的经历就是一个奇迹。1958年1月濑岛进入伊藤忠商事时只是四等社员，这是女高中毕业生的待遇。而两年后的1960年7月被晋升为航空机部部长，1961年10月业务本部部长，1962年5月取缔役（董事），1963年常务董事，1968年专务董事，1972年副社长，1978年董事长。

　　这种经历除了中小型家族公司之外是几乎绝对不可能的，尤其在日本这种企业风气基本上是论资排辈的情况下，但濑岛龙三却做到了。濑岛龙三晋升的如此之快的奥秘是他为一个中型商社，主要贩卖纤维制品的伊藤忠商事的转型弄来了第一桶黄金。并且成功地指挥伊藤忠商事脱胎换骨，转型成功。

　　综合商社是日本特有的一种企业形态，一直在成长最快的领域展开事业，在贸易方面支撑了日本经济的高速成长，而多元化经营及通过贸易带动投资，让综合商社跨越商业资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成为产业组织者和日本财团的最核心企业，上世纪90年代包括伊藤忠商事在内的综合商社一直占据着世界500强前10位的位置，后因业务重组和拆分及旗下公司的獨立核算，排名迅速下降。

　　濑岛龙三把任大本营参谋本部作战科长和关东军参谋的经验用于伊藤忠商社的组织中，在综合商社引入了参谋组织。在综合商社中业务本部并不从事具体，而是像总参谋部一样制定战略计划和应对战略层面上的公司转型。濑岛龙三手下的直属员工都称以濑岛龙三为核心的管理层是"濑岛机关"，这个称呼带有典型的日本帝国陆军参谋本部组织的色彩。濑岛龙三准确预见1967年的中东战争将在6天内结束，并提前判断1973年将发生石油危机，从而给公司带来了巨大的石油行市差价，他在自己任专务和副社长时负责伊藤忠商社内的参谋组织，收集并活用各种情报，并获得了"战无不胜的情报人员（CIO）"的称号。

　　濑岛龙三一直站在财经界总参谋长的角度思索着国家的经济战略，1973年韩国政府邀请他为韩国经济发展献策。濑岛龙三向他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后辈朴正熙总统提供的对策是设立综合商社，因为韩国没有资源，必须靠出口才能发展经济。1975年，韩国一号综合商社——三星物产成立，之后三星、LG等财团又模仿伊藤忠商社的业务部门改组"秘书室"，使之成为企业的"总参谋部"，韩国财团对日本财团的学习和模仿最终在21世纪初，上演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一幕。

　　濑岛龙三在1981年退任伊藤忠顾问后，又出任了日本政府从事行政改革的"临时行政编查会"委员，到了中曾根内阁时代，濑岛成了中曾根的智囊，为政府提供参考意见，成了退休后的濑岛的重要工作。中曾根以后的各界内阁，也均重用了濑岛。因为成功预测了海湾战争的爆发时间，又为濑岛龙三的经历增添了一份传奇色彩。

　　濑岛龙三在2007年9月4日走完了他95年的人生旅途生涯。战前为日本大本营参谋，战后则为伊藤忠商事从普通贸易公司发展成日本五大综合商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退休后依旧对日本政界经济界有着很大的影响，直接参与了日本主要改革的策划与推进。从一个职业军人，到从商、成为影响日本政治的重要人物，在日本从军国主义向经济大国的转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是日本转变的一个侧影。

　　军人出身的华为总裁任正非常讲："在战场上，军人的使命是扞卫国家主权的尊严；在市场上，企业家的使命则是扞卫企业的市场地位。"军人出身的企业家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与理想主义色彩，这使他们的事业充满了激情和使命感，避免限于锱铢利害之中，企业经营更有长远性。企业领导人的坚强意志是企业得以生存的基础，懂组织、善激励是企业短期成功的保证，富于果敢和魄力的风险偏好是企业高速成长的关键，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主义情怀是企业基业长青的前提。

　　御手洗冨士：新时期的"和魂洋才"

　　"和魂洋才"是日本明治维新中的一个重要思想，由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顾名思义，"和魂"指大和民族的精神，而"洋才"便是指西洋的科技。"和魂洋才"的精神，鼓励日本国民学习西方文化，同时也要求国民保留日本传统文化。日本的经济团体和行业协会的起源是涩泽荣一创立的"择善会"和"东京商法会议所"，如今日本最重要的经济团体是由日本最大的1500家企业组成的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其会长被称作日本财界"总理"，对日本的经济、政治、外交等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2006年5月24日，佳能公司董事会主席御手洗冨士夫出任经团联会长，在佳能美国公司工作23年的御手洗冨士夫被称作日本最熟悉美国、最了解国际经营手法的一位企业家。而要成为经团联的会长，必须得代表整个日本企业界的利益，全盘西化的人物显然不可能担任这样的角色。御手洗冨士夫是"和魂洋才"式的人，外部西洋的技巧而内心仍然秉承着传统的日本商业价值观念。

　　1997年，御手洗冨士夫晋升为CEO.他的上台标志着佳能正式进入转型期。上任之初，御手洗冨士夫借鉴美国控制成本现金流至上的经验，在许多制造领域大刀阔斧地削减成本。他果断地关闭了个人PC、液晶显示器和电子打字机等一系列亏损的业务部门，拍卖了相应的资产，把佳能十多个产品线缩减到打印机、复印机、照相机与光学仪器等四个，从而避免了近3亿美元的巨额亏损。

　　另一方面御手洗冨士夫并未通盘接受硅谷文化，他拒绝指派外部董事，理由是他们对公司贡献太小，但他授权审计人员严格监督主管；另外他采取记点调薪的方法，鼓励员工打拚业绩，坚定地保持了终身雇佣制。佳能的变化是日本企业这10年努力过程的一个缩影，从中也可以看到日本企业今后的发展方向。御手洗在终身雇佣制上的态度，让佳能公司在业绩上取得了成功。现在日本众多的企业不得不重新开始审视终身雇佣制。

　　一个制造企业，它需要不断地开发新产品，而一种技术的培育，一个新产品的开发，总要花上十年八年时间，回收生产销售成本也要用几年，这个链条很长很长，不用终身雇佣制的话，工程师的工作、生活将很不稳定，他没法把精力全部投入到研究开发中去。终身雇佣制的最大好处就是能把教育成果积累下来。日本企业不像美国企业那样靠不断地变换员工来强化组织，而通过对员工的彻底教育来强化组织。

　　御手洗认为企业的生产内容需要不断调整，因为生产内容的调整，而让一部分职工失去工作是很不应该的。佳能的做法是，不断地开拓新的生产领域，通过对职工的技术培训，让他们进入到新的工作岗位继续工作下去。企业有责任做到在不裁员的前提下，实现生产内容的转换。

　　成为日本经团联会长后御手洗富士夫依然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认为已经日本"失去10年"已经过去，要积极面对发展中國家的挑战。御手洗富士夫在上任之初便撰文指出："日本还不能为眼前的业绩沾沾自喜，没有资源的日本要想保持繁荣，不仅要在经济和社会的结构上，还要在包括国民意识在内的层次上进行更大的变革。因此，我才提出了"革新日本"的口号，描绘了一个转守为攻的改革计划。"

　　他呼吁日本人应该确立"自立信念"，给强者创造机遇，使其能够依靠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获得发展，同时，使失败者获得东山再起的机会，并保护弱者。这种效率与公平同时兼顾的方式正是美国经验和日本模式的结合，同时作为日本转型时期的企业家和工商业领袖也继承了松下信之助、盛田昭夫等老一辈日本企业家以产业报国为己任的进取精神。

　　佳能会长御手洗富士夫与伊藤忠商事会长丹羽宇一郎合着的《经营者的思考》

　　结束语：有什么样的企业家，就有什么样的企业

　　1964年东京奥运会距日本二战投降仅仅28年，奥运会使索尼、松下一批日本典型的民族品牌，为世界所熟知，从而开始了日本大批的民族品牌以岛国为根据地走向世界的新的起点。从日本企业取名就可以看到日本民族的凝聚力，SONY是SUNNY的谐音代表太阳军旗，1946年索尼成立，立志要在经济领域把日本的太阳旗插遍全世界，Panasonic（松下）最早在日本的英文叫National，品牌含义非常明确，就是民族牌，国家牌，在日本人的心中，松下是他们的民族英雄。

　　还有NEC，它是Nippon Electronic Company的缩写，日本电器公司。尼桑NISSAN，它的意思是日本生产。尼康NIKON，日本光学的缩写。NHK，日本广播公司。还有立邦漆，它的英文名称Nippon paint，就是日本漆，这些品牌都充分体现出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还有像三洋Sanyo，三洋立志在经济领域做出好的产品占领三大洋，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JVC，Japan Victory Company日本胜利公司。

　　以及富士通FUJITSU，这是日本民族的标志。日立HITACHI，日本站立起来。CANON佳能，加农炮CANNON，去掉了一个N，就是立志要成为经济领域的加农炮。所以日本经济就是在这样一批令日本人骄傲的民族企业的带动下，以日本文化为凝聚力，团结一大优秀批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以本土市场为根据地，相互支持，相互鼓励，然后走向国际，以创新和高质量的产品，来树立日本产品高品质形象，在全世界群策群力，最终实现民族经济的腾飞。

　　在一个国家经济突飞猛进、冉冉上升的过程，也必然会有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在起着激励和支撑作用，这种精神其实就是民族主义，离开民族主义，我们根本无法解释日本经济梦幻般的崛起过程，因为在当代社会，只有民族主义，才能既可以为政府和精英人士努力提高民族威望和国家经济实力提供持续的精神激励，又可以唤起社会大众对经济问题、国家权力问题、民族优势问题的极大关注，激发人民对国家命运前途的担忧。只有在民族主义的激励下，国家内部各个阶层的人士才能上下凝成一股绳，为一个伟大、振奋人心目标而持续不断地努力，从而共同地将国家经济带入快速发展的轨道中去，实现经济强国的梦想。

　　在中國曾几何时，高喊爱国本是令人激情澎湃，引以为豪，催人上进的口号。时下，高喊爱国者却被形容成出于某些特殊目的或是青春期容易躁动因不成熟对社会愤怒不满。充满民族主义精神的爱国行为成了某些伪自由主义文人攻击他人的大棒，词义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爱国者"变成了"爱国贼"。爱国是一种道义行为，如果爱国可以谋利，那贼可就多了。纵观日本崛起的历史，曾经烧了英国大使馆的伊藤博文是"爱国贼"，涩泽荣一、福泽谕吉是，当代的濑岛龙三、松下信之助、盛田昭夫同样也是，最后发现日本尽是"爱国贼"，但却是"爱国贼"让日本走向富强。

　　作者:白益民

中国报道周刊, 2009-06-20.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日本尽是"爱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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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类 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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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17日星期三

更正

昨天写博客的时候，并没有参考那篇报道。数据都是凭记忆来的，因此有很多出入。

该外媒是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报道中国官方计算机能识别32252个汉字。如果外国人认识3500－5000个汉字，就已经达到高级水平。中国100个姓已包括中国85%人口，没有说明中国只有100多个姓，这是我的意识作祟。美国的姓是90%的人拥有7万个姓，而不是我记忆中的美国总共有9万个姓。报道称，中国政府正试图使人民在8000个汉字中挑选名字。

我个人观点的一个补充：政府立法在名字方面，似乎应该限制异体字。虽然对于名字来说，异体字也不过是一种标识，不影响其功能。而且，异体字也能提供一种区分度。在其他观点方面，没有大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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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与取名

今天的《参考消息》登载了一篇文章，外媒关注中国人民与政府在姓名立法方面的较量。报道称，虽然《康熙字典》载有汉字四万七千多，可是常用的汉字也就三千多，如果能掌握三千五六百汉字，就可以算得是高级文人。当然原报道说的是，如果西方人掌握了三千五六百汉字，主体并不是华人。该文分析，中国人民在所以喜欢取新奇怪异的名字，是因为中国的姓氏太少，区分度太低。比如一个姓王的孩子，在取名时就可能有七千二百万王姓，那么这个时候，重名的机率太高了。与之相反，美国不存在数理化的情况，因为美国有九万个姓氏可以选择。

政府是否应该立法限制公民只能在政府汉字计算机数据库可以提供的范围内选字，这是一码事。但名字的区分度又是另一码事。前者是一种政府行为，涉及到公众利益与文化的强硬"规范"；而后者则是一种文化内在的发展逻辑与机制。对于前者，我们当然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支持或反对政府的行为，希望政府不要无视民意，以行政力量左右文化走向。但对于后者，我们就要理清认识上的关系，虽然这认识也没有必要上升到中西文化孰优孰劣的高度。

就我个人而言，我反对政府的这种做法。因为计算机汉字数据库的不足而硬性规定公民都向机器靠拢，无疑是看错了问题。我们应该做的，是改进计算机数据库，而不是规定公民。就如病毒，据说今天我们科学昌明的时代里，仍然无法把病毒归入生物界或无生物界，惶论动物植物或者菌类。但我们并不能因为我们技术和认识的局限就要求病毒，说你消失了吧，或者你进化了吧，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给你定性，没有办法规范你。这纯粹就是削足适履。

但取名要不要规范？我觉得还是要的。因为它也涉及到我们中文和华人文化的内在逻辑与发展机制。据说也有一个著名的个案，就是赵CC这个名字（抑或是赵C？，反正是个拉丁字母入汉语的现象）。在这位赵姑娘出生时，民政部门通过了其姓名，但高考时却以违法为由，取消了其高考资格。（事实是否如此？可能是我记忆有误。）对于这一个案，我觉得第一政府应该给赵姑娘姓名权，法律是有，但是是以后出台的，政府有必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政府与社会也应该允许这个别的特例存在，不能一律封杀。但之后在这方面，则要严格立法。禁止再出现李john或者王p。再比如，中国人的名字，我们的文化允许与接受的是二字名。也就是张小山，李富龙，赵匡胤。因此，法律最好规定，我们不要出现松下裤带子之类的名字。这当然是玩笑，但李小娟子，武二正雄这样的名字似乎我们社会上也有了。这个，要规范。

但规范是规范。社会是变化与发展的。我们目前的规范只是目前我们的文化与习惯还不能接受这些做法。不过，目前不能接受，不代表永远不能接受，因此法律的适用年限也要适度地表明，不能一劳永逸。就如，张王玉容，罗田小昭，这样的名字我们应该能够接受。而且，中国人传统的香烟传承观念一直根深蒂固，既然只能生一个孩子，为什么不能让这个孩子在名字上标识出父母双方？政府要为自己当年的政策埋单和反思，要理解人民。不过，由此衍伸的其它问题，则还是需要社会公众畅所欲言，形成共识。诸如张王玉容这个名字，是姓张，还是姓张王，或者是姓王？另外，这个由父母取的名字如何与香港那边因嫁人而从夫姓的张王玉容如何区分？因为前者的情况不明确，恐怕也只有该小姐的父母或她自己才可以决定，但后者则清楚地表明了小姐姓王，张不过表明她丈夫姓张而已。还有，我们在姓氏谱里面到底怎么看待"张王"？它是不是一个姓？有没有可能将来父母姓张姓王的小孩人数大增，因此也衍生出一支张王大族？他们要不要联宗？呵呵，这些恐怕也就是痴人说梦罢了。

就文化方面来讲，名字不过是一个人的代号。因此，叫小百合与CC并不见得就不对。这可以从我们现在（当年五四时期不就有吗？）喜欢称某人的方式就清楚了。现在还有多少人说张三去了，看见李四不在，于是一腔怒火发在王五身上，幸亏赵六赶到，才化解了一场危机。现在的人都习惯说小A和小B去看电影，后座的小C和小D一直说话，于是双方打了起来，引得小E和小F都过来帮忙。可见，文化的交流也好入侵也好，早已经在我们身边了。况且这种就说是入侵吧，也只是在一个我们汉语能够容忍的地步，或者说是汉语文化给外来语素可以提供的空间上头发挥作用。比如我们并不把12345，或者αβθπ就看成是外来语入侵，虽然我们也并不认为这就是汉语。再比如，我们会说sorry，byebye，但是我们并不说我很sorry，也不说我们什么时候byebye啊？外来语的入侵，只是限定在一些特殊的场合和语境中，对于汉语来说，其实危险并不大。的士是进入了汉语，可是我们并不说我要去"打的士"，我们说我"打的"，我们也不说我碰了一位好漂亮的"的士姐"，我们说"的姐"，这其实是潜在的汉语生成机制在起作用。同样，女生迷恋迈克尔・斯葛菲尔德，但他们并不叫他斯葛菲尔德帅，而是称为"米帅"。罗纳尔多，我们中国人亲切地叫为"小罗"，谁管他姓不姓罗？我们当然也会讲"的士"，虽然只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可是就是在很小的范围，大家在讲到"的士"时，前面习惯用的是"一辆"，"红色的"，"好猛的"等等，这个自然，也是我们潜在的汉语生成机制在发挥作用。

小时候上思想品德课。有一天我姐姐班里的学生都开始饶有兴致地跟我们宣耀，说外国人的姓好怪的。马克思姓马也就算了，可是还有姓恩的人呢，那人叫恩格斯，而且两个人都叫什么斯呀思呀的。虽然我们看到李斯这名字并不觉得怪，觉得很正常。大学老师有蒙古族，请教该老师我们该叫他特木勒老师还是特老师，他无奈地说，就叫特老师吧。其实老师姓特木勒，按理该叫特木勒老师，可是虽然汉族人并不懒，但文化机制使然，大家都叫他特老师，他有什么办法？我的大学同学姓上官，这是比较常见的复姓了，可是他们本地人都称他们为关某关某某，上字给省掉了。他们自己写字签名时，也习惯在官字上头，加一短横，使上官两个字并成一个字。今天，我们都开始学了外国人了，比如我们并不称张娟丽为张娟丽，有时候也不称娟丽，当然我是说小说创作中，而是直接称其为张。这一点，其实由来有自，从民国时期，甚至之前就有了。可是，这一做法始终也只局限于某些文艺作品或一些亲昵场合。平时，我们要表示亲切，姓名三个字的同学，我们直接称其名，不带姓；如果是两个字的朋友，我们再亲切都会把他（她）的姓也给加上。当然，更亲切的，那就直接喊绰号了。如果有那个男生会喊我单独的一个姓或者一个名（我的名字是一个字），那会被人视为怪人，觉得这两个人不清白。即便是文艺创作，只要出现了这样的称呼与行文，势必也会给人先贴上一个文艺小资的标签。

其实中国人的取名表现的往往不是孩子的区分度，而是父母的希望与卖弄才情。中文语言结构决定了几乎每个汉字都可以做为独立的语素来构成词，结果就是每个名字不但是代号和标识，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符号与审美对象。如此，父母才会对名字如此考究，或者惊动世人，或者寓以美意。即便崔十九，刘五十一，王三斤，李二狗，也不是毫无来由的。当然，因为名字而无法参加高考或公务员考试，这是极端的做法，是政府的失职，我们要批评。也当然，因为孩子取名叫赵�或刘�，老师就不叫孩子的名字不让他回答问题不与他交流，那也纯粹是老师的职业道德问题。我们应该呼吁的是提高我们的道德修养，而不是硬性规定明令禁止。这就等于受害者二度受害，有点昔时被人强奸也只能嫁给那个强奸者一样的道理。我们以前怕失节，现在还怕吗？有些父母故意哗众取宠，那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同时也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一种心态与个人主义的上升。但这种心态并不会因为政府的禁令就有所改善。好笑的是，网络上那么多版本的"草泥马"，"我草"，这些其实更恶劣，真真正正反映民众素质，应该加以改善的并不会被禁止与规范，而真正有深度反映思想的言论却被不明文的禁止。

美国人姓氏的区分度，九万个姓氏？是真的吧。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几个因素，第一，这九万个姓氏的人口比例不同。美国也有大姓小姓，大姓如同我们的张王李一样，人口不见得少。如果我们不拿王姓作考察，换成区，换成老，换成第一，看看区分度高不高？重名率少不少？第二，这九万个姓氏有多少是重的或者基本是一样的？我并不清楚zhang与chueng，jiang与Kiang是不是在美国被看成两个姓，但西方经过这多漫长的岁月，拉丁语本身就再衍生出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再加上进行英语时的拼写有些改变有些不改变，这同姓的也分成不同姓的了。就如中国的"陈"与"田"，"孔"与"宋"一样。中国的陈与田，孔与宋可以完全视为不同的姓，那么人家的九万个姓中这些情况就完全是不同的姓了吧。但是那文章说的中国只有上百的姓，也未免太过了，我们的姓氏统计起来也五六百以上吧。虽然与九万比起来，确实少得多。但第三，这九万个姓氏，那可几乎是汇集了全世界的姓啊。比如中国的李姓，到了英语里是一番样子，韩语的李姓就成了i。完全没有l。我们的金是Jin，台湾的是什么不知道了，但韩国的就成了Kim，这些本来相同的姓，那就分化成多少个了？何况日本人的姓氏因为冒进而多且冗杂，进入英语里，那还了得？第四，从文化上来说，英语或西方人士取名可以从父辈祖辈教父等选上一串，中国人没有这种习惯。你能够接受孩子叫张李王赵马小石吗？满族皇帝为什么称姓金？拓跋宏为什么改叫元宏？甚至金庸小说里的敏敏特木尔为什么取名叫赵敏？为什么少数民族同胞的名字到了汉语里如果超过三个字（有时四个字）时，我们习惯给人家掐头去尾？因为我们文化里很难接受这些方式。第五，真的从区分度来看，中文姓名的区分度要远高于西语的区分度。这是从词素的构成能力与取名习惯来定的。几乎每个汉字都是一个生词能力极强的词素，况且做为姓名用字，很多构成能力不强的字也可以不受这些生词格式的限制，比如菩萨的菩字或萨字，葡萄的葡字和萄字，本身拆开来生词能力很低，但如果用作姓名完全不受限制。但西方虽然生成文字很容易，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写出来，可是他们在意义上受限制很大。取名时，他们真的是"选取"名字，而不是创造名字。我们中国人的取名是"创造"的，不一定要选。这一点就不同了。何况，英文里的victoria和victor跟中文的马力与马丽也没有太多区别。在外国的机场大厅里喊一声，John，看看就多高的回头率，但中国你就是奥运宝宝在多，你在上海的地铁站叫一下奥运，看有几个人搭理你？你就是再加上张字马字，估计也没有多少人答理你。

外面人文化上当然还有一种区分方式，就是加上地名。比如著名的莱奥纳多・达・芬奇，如果不把达・芬奇看成是姓的话，那译过来就是芬奇镇的莱奥纳多。先不要管莱奥纳多的来历与在其他语言里的变种，这个达・芬奇就跟我们中国的西门大官人差不多。更不要说矿主米勒大哥（Miller)或者锯工索耶二妹子（Sawyer)了。丘吉尔姓什么教会山（churchhill)，阿甘就叫森林（Forest)，当然也有很高贵的王公大爷（Prince)。那些代表贵族来源的德文里的冯（von)，法语里的德（de)，意语里的达（da)，还不都是一个来源，翻译成汉语就是"哪圪�来的"。要是用这种方式来区分汉语姓名，就滑天下之大稽了，你成了闽西张王陈小梅，我成了渭城马宋段小楼。哦，对了，中间我还得加上一位圣人的名字，哪个好呢？就叫吕洞宾吧，以后见了我，要记得，我的官名是渭城马宋段吕洞宾小楼。这样，估计全世界我应该是区分度最高的姓名之一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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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16日星期二

《西方文化导论》读后


最近因为要备下学期的课，还是狠看了叶胜年先生的《西方文化导论》。叶先生的书是为了英语专业学生扩展西方文化课而开的，既然是为了扩展，也说明了就是导论，因此书在广度上是有的，而且在深度上也就自然不会有。以这门课的性质和课时安排来算，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了不起了。

其实，文化做为一门课程，总的来说，课时再多，也只能算做是"导论"，或者浅尝。涉及的内容太多，而且虽然不算艰深，但明确的东西少，要讲的东西多。我们关于文化的定义有那么多，但你面对本科的学生，作为选修课来说，只能姑且选一个中庸的定义，或者干脆不去选定义。理论的那些东西只交给专家去考虑，我们不妨学一点美国人的pragmatism，做起来再说。

话是这样说，但有些基本的东西还是要交待清楚的。比如说，西方文化这个概念，我们可以不在文化的定义下死扣，但西方这个概念我们总要明确。原因很简单，虽然地理位置上来讲，"西方文化"确实是在中国的西方，可是我们得告诉学生，埃及文化和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这些地理位置上属于中国以西的地方，他们的文化并不在我们的"西方文化"之内，恰恰相反，我们称他们为东方文化。岂但如此，阿拉伯文化、波兰与俄罗斯的文化，后期希腊的文化，我们都不要讲，他们也不是西方文化。所谓的西方，是西方人所定的西方。标准与框架，都是他们自己定好了。这一点文化背后的霸权或说强势，我们应该需要学生明白。

不到四百页，而且是英文出版，可想而知，这个篇幅处理这么大的一个问题，不得不说是一本小书。小到什么程度？小到在文化的必要内容之中再选择一次必要内容的地步，到了有必要再扩大的地步。这不能不说是我们今天高等教育面临的一个尴尬处境。我们要求深度和广度，呼吁通才或通识教育，希望学生文理兼通，但结果课时与内容都大幅削减。教育主管部门与学生一样的急功近利，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少的功夫和能耗汲取到西方文化的精义，那是比登天还难。凭心而论，我们每天与文化打交道，有志于文化研究或者有志于文化学习的人，又有几个敢说得到了某文化的精义？当希腊与东方文化的关系只剩下几百字不到，当斯巴达与雅典的政治与社会风貌只剩下廖廖数语或全然没有，我们怎么能够说我们能够理解希腊文化？何论其以后的发展与传承？当希腊本土的地理与气候环境，人种来源，语言习惯，书写材料能极尽精减之能事时，我们怎么能理解这样一种文化如何能够在这样一个地方发展与传承下来？

文化导论尽管只是导论，但是从功能与要求上来讲，内容介绍与历史源流，时代文化特征与内在发展逻辑就一样都不能少。但是在既有的课时与急功近利的心态下，文化作为本来应该生意盎然的主题变成干巴巴的框框。斯巴达诚然是一个全民举兵的城邦，但"全民举兵"能不能够解释它的强盛？能不能够解释来库古的伟大？能不能够解释后来德国、日本对斯巴达的推崇？能不能够解释中国鲁迅和德国尼采对它的热衷？有谁能理解拉科尼亚式的话语，能明白拉西第梦人的悲壮？一群士兵武夫就能感动身后的无数人类？这太天真了。

当达・芬奇只变成一个意大利的画家，成为拥有三幅名作的名人时，我们又能不能明白他为什么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风尚与时代符号？我们能不能明白他为什么成为那么多人的偶像与楷模？我们知不知道透视法的改进，知不知道解剖与画作的关系，知不知道人体比例图的发明，新的绘画材料的发明，知道机械与物理，地质与生物，知不知道他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更关键的是，我们知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时代产生？这说明了什么？他为什么伟大，只凭他一生总共只画了15幅画？其中还包括未成品？

当文化只变成了条条与框框，鲜活的历史也就变成了一堆骷髅，而且这骷髅还残缺不全。

因此，叶先生能在这有限的尺幅中既谈到地理环境，历史事件，又谈到神话、文学、艺术、哲学、音乐、建筑，既讲明表现，又力度阐明特点与原因，真是很难得的。虽然，我个人觉得，从西方文化本身的发展来看，犹太文化的部分可以再精练，因为我们毕竟谈的是"西方"文化，犹太文化是东方文化，对西方影响大的那一部分又不在历史书、先知书、犹太文学和科学那里头。因此，为经济计，不必花费太多笔墨。何况，花费的笔墨对于学生实际的学习与教师实在的教学没有太多补益。另外，日耳曼文化与宗教改革的影响倒是可以再增加一些篇幅。近代新科学方法如归纳法、实验法以及自然科学精神和成就对整体文化的影响，也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但事实上，日耳曼文化极大地影响了西方的政制、宗教改革则释放和锻炼了人的信仰与精神，而自然科学的进步则导致了人文社会科学全方位的成为自然科学的婢女，成为机械论的牺牲品，道德感与水平的整体下滑，战争的冷酷无情，种族优越论等论调，又何况不是极端的"科学精神"的牺牲品？

总的来说，叶先生的这本教材作为一本教材中规中矩，尤其是中当今高等教育现状的规矩。但从学生的接受方面来看，我倒是觉得，有一些方面可以考虑如何去改进。

1.各文化部类之间的联系还可以更紧密，其内层的关系还可以更彰显。如古希腊的"数"概念与"自然"概念，与平衡观，建筑群，理性精神，认识论之间的关系。如文艺复兴期间的建筑与绘画作品，人的观念的转变，教会生态与文人生存现状，文学与哲学观念之间的关系。

2.对文化源流的发展与脉络还可以更清晰。在这一方面，古代的脉络清晰，很可能是因为我们去古已久，经过岁月淘洗的成果，既然少，也就清爽。但近代和现代的脉络则模糊，一个原因是太近了。第二个原因是人类社会确实越来越复杂了。不过，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在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环境保护主义之间找到共同点。或者，我们可以在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找到共同点，他们并不是表面看起来的那么互不相融。

3.对知识点的选择还可以更有的放矢。因为我老是有一种感觉就是面面俱到，等于面面不到。学生知道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或三大喜剧作家，以及他们代表作品的名字，只不过是多了一点常识而已。但这常识如果没有具象的东西去呈现与巩固，最终的结果也只是还给课本和老师，结果连常识也算不上。与其这样，不如告诉学生这戏剧的功能与来历，表演场合与特点，简单的演变史和审美要求。如果有时间，而可以挑选一部戏来详加说明，如《美狄亚》或《俄狄浦斯王》。简单的故事介绍可能只会给人以美狄亚是个丑陋的巫婆形象，而完全有悖于作者的原意和当时希腊人的命运观和人生观。而给学生罗列《圣经》章节部分构成的结果可能只是学生全部不听或听了也忘了。与其这样，不如学一点创世纪或出埃及记，或者启示录和登山宝训。

4.对章节的结构还可以再斟酌。把基督教宗派介绍放入基督教及新约一章，实在大可斟酌。也许只是因为该章分量太薄。但我个人倒以为不如把旧约和新约合成一章，宗派分裂，尤其是宗教改革之后形成的派别放入宗教改革一部分。同时，把宗教改革同文艺复兴一部分抽出来，单另成一章。因为基督教从成立到东西正教的分立，再到东正教的产生，其实已经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两次分离与后来的宗教改革分离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前两次是纯粹的政治行为，后面的则在政治动机之上又加上了信仰问题，社会问题以及新的民主问题。并且，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完全是两种时间上有一点点交错，但性质完全不同的运动，以宗教改革作为文艺复兴的陪衬，虽然在时间顺序上可以，但在重要性方面则完全不能这样处理。也许，对宗教改革的不重视，是因为该时期文化成果太少的缘故。不过，对文化也是需要有一个不同的界定不是。如果说但丁和薄伽丘和彼得拉克的创作是一种文化成果，那么圣经的翻译运动算不算是文化成果？文学作品用民族语言来创作是一种革新，那么希腊和拉丁文本的民族语翻译算不算一种文化创新或创造？尤其当这种翻译成为一种对传统的再认识与新观念的再出现的时候。

5.对材料内容安排的一种考虑。这门课既然是面向英语专业学生，是不是在涉及到英美文化现象时，可以在文学作品上少花时间，而把这个时间用到其他方面？如文学作品的特色与源流，与其他文化现象的关系等等。而名作家与其作品的介绍，则完全可以省事，因为他们的文学史或文学选读，都会把这些课给更深入地学习了。

叶先生是前辈，囿于这些不得已的限制，纵然神仙也难以胜任这不可能的任务。我们只能在希望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能够改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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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揭开在华朝鲜人神秘面纱

原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ccaa320100edu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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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际先驱导报》博客

揭开在华朝鲜人神秘面纱(2009-06-16 10:53:01)
标签：朝鲜人 像章 女服务员 阿晨 杂谈  分类：独家报道

在表演的平壤馆餐厅女服务员。

 

【作者】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梁辉、漆菲 特约撰稿杨凯发自北京、广州

【编者按】朝鲜上个月再次进行核试验后，半岛局势持续紧张。与中国仅一江之隔的这个国度，在外界看来总是如此神秘莫测。而在中国工作、学习、生活的朝鲜人也始终保持着他们的低调和神秘。本报记者经历波折，试图走近他们，一探究竟。

 

餐厅服务员：微笑回避“敏感”问题

    　“平壤高级餐馆8点开始平壤美女们的演出。”用餐完毕，漂亮的平壤姑娘递给《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一张精致的名片，上边如此写着，背面还印有餐厅位置图。计划体制下的朝鲜人，并不缺乏市场经济头脑。
    朝鲜5月25日再次进行核试验后，半岛局势持续紧张，但在平壤馆餐馆，平壤姑娘们依然身着盛装，给顾客献歌献舞。
    平壤馆餐馆，位于北京朝阳区麦子店街一家宾馆的一层，外表装修并不起眼，但它的名头却在圈子内很响。一位知情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平壤馆具有官方背景，女服务员都是从平壤挑选过来的，平常很少跟外界接触，上下班有专车接送，安排在朝鲜驻京机构住宿。
    不过，这位知情人士的话很难证实，因为在中国工作、生活的朝鲜人，不管是餐厅服务员、留学生，还是商人，都保持绝对的低调，他们始终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与他们的祖国保持着同样的神秘。
    日前的一个中午，记者光顾了这家餐馆。当推门而入时，一位身着民族服装的女服务员，手上正摆弄着针线活。
    “营业了吗？”当听到声音，她马上放下手上的活计，小跑过来打开玻璃大门，脸上荡漾着光彩，笑魇如花。
    引记者入坐后，她很快进入了自己的角色，用并不流利的汉语介绍着特色菜，“西海海鲜是我们的特色，您可以尝尝。”
    另一位服务员很有礼貌地端上一壶茶，举手投足轻盈大方。不经意间，在餐厅的大门处站上了一排服务员，清一色的民族服装，脸上化着淡妆，清新秀丽。
    “你的名字很好听。”
    “谢谢！我来自平壤。晚上来的话，可以看表演。楼上有包厢。”
    ……
    在她们的胸前，佩戴着领袖像章，以及印有自己姓名的身份牌。
    餐厅正对着大门的一端，是一个不大的舞台，中央摆着一套架子鼓，右侧是一台中国产的大屏幕彩电，背景是一幅“朝鲜三千里锦绣江山”的壁画。
    用餐过程中，一位服务员轻拍记者的肩膀，示意马上会有节目表演。记者顺便跟她聊起家常，“下班后出去逛街吗？喜欢逛什么地方？”“这个……我汉语不好，听不太明白”。记者的好奇心引起了一位领班模样的服务员的注意，她主动过来询问“有什么需要帮助”……
    刚结账还未起身，站在门口的服务员们马上打开了门，做出送客的姿势。当记者说明要采访时，她们一致微笑着摇头，领班模样的女服务员表情还甚为严肃。
    平壤馆的姑娘们，用“微笑”或一句“我听不懂”回避了记者的好奇心。不过，在另一家名为“海棠花”的朝鲜餐厅，记者则得到了不一般的体验。表演节目的朝鲜姑娘，不仅大方地接受了记者的献花，还热情地跟记者合影留念。
    海棠花餐厅显得更豪华，里面灯光明亮而柔和，音乐轻漫垂耳；服务员着装更高贵，竖着高高的马尾，唇红齿白。
    落座后，记者试着跟她聊上几句，接待的女服务员很快也打开了话匣子。
    “受金融危机影响，顾客是不是少了？”
    “金融危机？没听说，我们的生意很好。”
    她胸前没有佩戴领袖像章，这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为什么没戴领袖像章？”
    “我穿的是工作服，脏，穿正式、干净的衣服时才能佩戴。”
    一提到自己的领袖，朝鲜人的眼神里都会流露出几分敬畏。
    “能卖一个给我吗？”
    “绝对不行！一万块也不能卖！”
    她的眼中似乎闪过一丝不悦。一位从朝鲜回国的人士告诉记者，朝鲜的领袖像章都有编号，不能售卖。
    这位服务员始终站在不远不近的地方，似乎在随时听候招呼。表演开始后，她极力鼓动记者给演唱者献花。演唱者的一首《辣妹子》，让记者称奇，跟宋祖英的歌声没有多少差别，“不会是假唱吧？”女服务员肯定地说：“就是她唱的。”
    细细打探这家更具活力的朝鲜餐厅，表演用的电子琴是“雅马哈”，桌上的烧烤炉是“韩国制造”，壁橱里的啤酒则多是中国的“青岛”、“燕京”。

商人：来头不小，低调经营

    “海棠花”是朝鲜一家有名的食品公司。上世纪90年代，老板柳在官就嗅到了中国市场的商机，由此萌发了来中国淘金的念头。
    像柳在官这样来中国淘金的朝鲜商人为数不少。据报道，朝鲜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多是从事中朝贸易的来华淘金者。
    在中国边境城市丹东，商场里经常会出现胸佩像章的朝鲜人，就是在目前朝鲜半岛局势紧张的情势下，丹东的中朝贸易依旧红火。在丹东人的眼里，一江之隔的朝鲜人总显得很不一样。丹东盛源纺织城的一位经理说，如果在选购商品时来了韩国人，朝鲜商人就会立即回避，先到别处看看，等韩国人走了，再回来继续挑选。
    而在生意人王福伟眼里，朝鲜商人很精明，头脑很灵活。王福伟跟朝鲜商人做了十多年的生意，他举例说，他们会跟多个中国商家分别议价，最后选择出价最低的一家购买自己所需要的货物，并且最后还要砍价。一位丹东人士向本报透露，在丹东从事贸易的朝鲜商人，登记注册的约有300人左右，但实际远远不止这个数。
    一位消息人士向本报透露说，朝鲜在中国的贸易公司一般称为“会社”，通过这个平台，朝鲜商人进行各种贸易活动，大至石油、机械等大宗商品，小至日常生活消费用品，“这些贸易会社都是朝鲜官方的”。
    据了解，在中国的朝鲜会社，上规模的有30家上下，多集中在北京，以及丹东等边境城市，威海、大连等地也有不少朝鲜商人活动。其中，胜利会社是朝鲜最大的外贸会社，在中国内地的驻点较多。另外，在澳门、台湾，朝鲜商人也有不少。
    然而，朝鲜商人很少抛头露面。多位曾经在朝鲜工作、学习过的中国人士，在接受本报询问时，都表示对于朝鲜商人知之甚少。
    李玉珍是鲜有的曾在中国电视上露面的朝鲜商人，这位女商人在朝鲜出生长大，接受朝鲜政府的培养教育，在海外旅居了30多年。据说，她与朝鲜高层关系密切，2007年3月她接受香港凤凰卫视的专访，也是得到了朝鲜高层的允许。那时，朝鲜正遭遇首次核试验后严厉的国际制裁。而李玉珍的出面，外界观察家普遍解读为“朝鲜对外释放的积极信号”。

留学生：未来的朝鲜骨干

    朝鲜派遣来中国高校学习的留学生，同样保持着低调。在中国老师和同学的眼里，他们多专注学习，说话谨慎，很少发表自己的言论。
    “虽然他们认真好学，但与他们的关系总感觉有距离，”东北师范大学孙启林教授长期接触朝鲜留学生，在他的印象中，朝鲜学生说话谨慎，从不会说对中国的喜好，“有时候，我请他们来家里做客，他们看到我们的生活优越，眼神里会流露出羡慕，但嘴上从来不会赞许。”
    曾在朝鲜、韩国工作学习过的吉林大学徐文吉教授，熟悉朝鲜人的思维方式、做事风格。他告诉记者，来华学习的朝鲜学生多对中国抱有好感，这种好感是从心底里发出的，他们其实也很活泼，“记得一位梁姓学生，30多岁的男子，一次来我家做客时，很大方，又唱又跳的。后来临别时还送我一个精美的朝鲜工艺品。”不过，他们不谈政治问题，“双方都有意识回避”。
    据了解，按照中朝相关协议，朝鲜每年会派遣约150名留学生来中国学习。他们多集中在理工专业，当中一部分多是带有科研项目的中青年骨干，学成之后都会回国。
    来中国学习的朝鲜留学生中也不乏官员。
    2007年11月，五名朝鲜官员在香港科技大学接受人口普查方面的培训。当时，一名叫金光进的朝鲜官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他用流利的英文介绍说，他们每天下课后还要去图书馆，或者上网查阅资料，“学到凌晨一两点是常事”，平时的娱乐活动也就是打打乒乓球。
    给五名朝鲜官员上课的马忠东教授回忆说，他们开始十分拘谨，不过慢慢便放松了，偶尔也会开开玩笑。有学员开玩笑说“香港人很懒惰”，因为他们发现即使只到二楼，香港人也要坐电梯。“他们也会惊叹香港商场的琳琅满目”，马忠东说，他们会获得一定数量的外币作补贴，“但他们舍不得用，而是存起来”。
    来自朝鲜的华侨留学生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更能融入中国社会。
    阿晨来自平壤，是朝鲜国内第三代华侨，他的父亲在一家朝鲜企业任职，母亲则在家照顾家庭。目前阿晨在暨南大学学习国际贸易，也是学校学生会朝鲜学生分部的负责人。面对记者的提问，阿晨丝毫没有戒拒心理，十分健谈，工作、生活、恋爱毫不回避。
    从小在朝鲜长大的阿晨说，在朝鲜的生活平静而祥和，根本不像外面媒体渲染的那么紧张。他还透露说，身在朝鲜的父亲正张罗着给他介绍朝鲜姑娘做女朋友，他笑着拒绝了，“在朝鲜，很多家庭希望把女儿嫁给华侨子弟，但是我希望找一个其他民族的女孩子做朋友。”
    阿晨介绍，目前在暨南大学求学的在校朝鲜华侨学生约有60人，多来自平壤、新义州等地，专业多选择日语、英语等，希望毕业后，能借助掌握多门语言的优势，进入大的外资企业。谈到工作，阿晨表示，能留在广州固然最好，但如果受金融危机影响，广州的机会不多的话，他愿意到离家乡近一点的地方工作，“等安稳下来后，就把父母接到中国来养老”。
    据了解，由于地缘、政治以及历史的原因，朝鲜留学生多派往中国，回国后，他们一部分会被分配到党政机关和部队系统，一部分会分配到外务省，还有一些则会从事对外贸易工作。一些“海龟”回国后，很快就能成长为工作上的骨干，受到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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