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15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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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能�快得到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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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24日星期二

杨宪益简介

从宋石男博客链接至下网址:http://msss.ust.hk/pc/pccon.php?id=20&nid=125&s=all&tid=7

楊憲益
1915年生。
四叔祖楊士驤,1907年代袁世凱成為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
五叔祖楊士琦繼盛宣懷為上海招商輪船局和電報局兩局督辦。
幼時曾一天內背完《左傳》,初學對子時曾作"乳燕剪殘紅杏雨,流鶯啼斷綠楊煙"。
1935年游歷巴黎,享受"在人群中的快感"(波德萊爾),出入酒吧妓院,"紈绔子弟像是某個偉大祖先的后裔",紈绔主義是"墮落時代的英雄主義的最后閃光"(波德萊爾,見本雅明《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
1936-1940牛津大學英國文學榮譽文學士。與呂叔湘共辦抗日報紙。娶英國妻戴乃迭。
回國,受沈從文與吳宓推薦獲西南聯大聘書但未成行,在重慶羅家倫之中央大學任教。
1943年起就職于梁實秋領導之國立編譯館,負責翻譯《資治通鑒》(未完成),歷史研究高峰期。
抗戰中期曾要求去延安,被郭沫若婉拒。
1946年到達南京,成立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民聯),從事地下反蔣活動,向中共提供情報。
解放初期為新政權忠實的擁護者和代言人,南京市政協副秘書長。因對共軍炮轟英艦"紫石英號"發表異見、助英國友人捐獻文物反被批協助間諜、宣傳宗教自由、不滿中共安排老國民黨政客入主南京民革等事件思想上發生轉變。
1951年拒絕翻譯《毛選》(錢鐘書為翻譯委員會負責人)。
1952年攜妻到北京外文局工作,合作者中文編輯李荒蕪(惠特曼《草業集》中譯者),翻譯《魯迅選集》。翻譯《阿詩瑪》結識插圖作者黃永玉。
1955年反胡風肅反運動被中共懷疑。1957年反右運動未波及。
初期支持文革,"只有暴民和精英才會被極權主義的銳氣所吸引","正因為認可了功利主義的核心思想,極權主義政府的反功利行為、完全無視群眾的利益這一點,就成了一種震蕩"(阿倫特《極權主義運動》),旋被批斗,同挨批者有《中國文學》主編葉君健。
1968-1972年夫妻雙雙入獄。
出獄后繼續翻譯《紅樓夢》,1978年出版,為其贏得極高社會聲望。
1980年起任《中國文學》主編(前任茅盾),策劃《熊貓叢書》介紹中國文學熱銷海外。
1985年自愿入黨(深層思想原因:早年在歐洲受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影響;對共產黨感恩的民族主義情結),當選全國政協委員。"知識分子如果有什么不幸,其中也有他們自身的認同與合謀。也就是說,這種'創傷記憶'不可避免地也是'同謀記憶'。"文革以后的思想解放中,知識分子在反省歷史中,"始終沒有反省到知識分子的知識之真理性與權力性這一創傷記憶的同謀自咎上。"因此,知識分子"只能繼續在自欺和推諉中過虛假的生活"。(張志揚《一個偶在論者的覓蹤》)
該時期背景:1979年鄧小平鎮壓西單民主墻及魏京生被捕1980年"趙丹遺言"批評黨對文藝的領導;1981年批判電影《苦戀》;1983年鄧小平發起"清除精神污染"運動;1987年"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導致胡耀邦下臺。——官僚資本主義盛行與政治改革擱淺使其思想產生轉折。
1989年2月未參加呼吁人權公開信(北島發起,為呼應方勵之提出的大赦魏京生致鄧小平公開信)的簽名,反映與激進西化民主人士的差別。
1989年5月中下旬頻頻接受外國記者采訪,成為唯一的"民間發言人"。
1989年6月1日晚應侯德建、劉曉波之請翻譯絕食宣言。(侯德建、劉曉波、周舵、高新為六四廣場關鍵人物,與軍隊談判為學生撤退作出貢獻。)
1989年6月4日上午向BBC發表著名的廣播講話。
文化部副部長英若誠三顧茅廬勸其寫檢討,未果。
1989年9月全國進行黨員重新登記工作,楊要求退黨,遂被開除黨籍。
1999年戴乃迭去世。
楊憲益觀點:沒有政治改革就沒有文化重建。
自撰挽聯:少時了了,大未必佳;中年昏昏,老而無恥(齒)。
對子:久無金屋藏嬌念,幸有銀翹解毒丸。
又對子:好漢最長窩里斗,老夫怕吃眼前虧。
邵燕祥:楊憲益用瀟灑的自嘲取得了諷世的資格。

2009年10月20日星期二

大学即将消亡?

 
 

Sent to you by naermu via Google Reader:

 
 

via 译言-每日精品译文推荐 by cyberpeacock on 10/19/09

译者:cyberpeacock

作者:Don Tapscott

 

 

作者简介:DON TAPSCOTT撰写了13部著作,最近的一部是《在数字环境中长大》(Grown Up Digital)。他刚投资了400万美元,用于资助有关"网络一代"的研究。他是nGenera Insight 智囊团的主席,多伦多大学Rotman 管理学院的兼职教授。Don Tapscott's Edge Bio Page

 

 

 

 

 

     15年来,我一直主张数字革命将向大学的许多基本方面发起挑战。不止是我一个这样看。甚至连Peter Drucker也在1998年预测:大型的高校将在30年内成为"历史遗迹"。

弹指一挥间,世界发展到了今天,你也许有理由认为我们当时都弄错了。大学入学率空前高涨。进入有学位授予权的高校的年轻人百分比,从1969-1970年到2005-2007年增长了115%有余,而25-29岁的美国人具有大学文凭的比例也增加了一倍。上名校的竞争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激烈过。乍一看,大学似乎更走俏了。

不过,有些令人不安的迹象表明,前景并没有这么乐观。而且我要说的还不只是由于当前金融危机,造成大学募集到的捐款缩水。

随着网络不可避免地成为知识的主要基础设施,它既是信息容器,又充当了人们交流知识的全球平台。于是,大学终于失去了它在高等教育中的垄断地位。

与此同时,它也向大学的基础运作方式----教学模式提出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挑战。具体而言,就是许多大型高校所提供的学习模式,与数字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最习惯的自然学习方式之间,出现了一条日渐增宽的鸿沟。

教授站在讲台上,面对一大群学生侃侃而谈的旧式课堂教学,在许多校园里依然是大学生活的一道不变的风景线。这是一种以教师为中心的、单向的、不能因材施教的模式,而学生们在学习过程中也是彼此孤立的。但是在交互式数字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学生,采用了一种不同的方式进行学习。他们受了Google和维基百科的教育,愿意进行查询,而不是依赖教授给出详细的路线图。他们要的是生动的交谈,而不是课堂灌输。他们要的是交互式教育,而不是广播式教育----后一种方式对工业时代(甚至是婴儿潮时代)的人也许完全没问题。这些学生向大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倘若大学无视他们的要求,就难免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当然,教学模式不过是大学的批判者所轰击的众多目标中的一个。

大学面临多方面的挑战

大型高校的多数资源都用在了科研上,而非教学上。大学主要不是高等教育机构,而是科学研究机构。Michael Gibbons在他的《科学再思考》(Rethinking Science)一书中,对当前大学所采用的科学模式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最近,这种质疑在其他领域也升温了。在上个月《纽约时报》的"开放教育"(OpEd)版面,哥伦比亚大学宗教系主任Mark Taylor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看大学的终结》(The End of University as We Know It)的文章,颇具煽动性,在学术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他在开篇时写道:"研究生教育是高等教育中的重镇底特律。在美国大学中,大多数的研究生院都在生产一种没有市场的产品(为纯属子虚乌有的教职提供候选人),培养的技能需求也越来越小(在子领域的子领域里进行研究,在除了寥寥无几数个同路人之外就无人阅读的期刊上发表论文),而这一切的成本却在迅速攀升(学生贷款有时会大大超过10万美元)。"他指出,关键问题肇始于康德1798年的著作《院系的冲突》。康德认为,大学应该"通过批量生产来对付各门学科的内容;也就是说,通过合适的分工,每个科学分支都会指派一位公共教师或教授作为其托管人。"

Taylor认为,必须从基础层面开始重新构建研究生教育,以摆脱过于狭窄的知识面。他特别呼吁开展更多的跨学科研究,创设更多以问题为中心、附带届满条款(sunset clause)的项目,在所有教育机构中进行更多的合作,以及废除终身教授制。文章登出一周后,周日版《纽约时报》的读者来信栏,充斥着来自学术界同行的反对声浪。Taylor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同事说:听到自己所在的学院竟然出现了"粗鲁的反理智主义论调,令人既震惊又难堪"。另一位学者则指责Taylor "在向高等教育的水域中投毒"。

教学模式

不论Taylor对重构高等教育的呼吁有何价值,我认为,他要求就大学在网络社会中如何运作进行深入讨论,这一点是错不了的。不过,我觉得他遗漏了我们大学所面临的最根本性的挑战。基本的教学模式已经不灵了。我所谓的"广播式学习"不再适合于数字时代,不再适合于代表了未来学习潮流的新一代学生。

在批量生产学生的工业模式中,教师是播送员。根据定义,广播是从发送方到接受方以单向、线性方式进行的信息传输。在学习过程中,老师是发送方,学生是接受方。传输规则是这样的:"我是教授,我拥有知识。你是学生,是个空容器,没有知识。准备好,知识来了。你的目标是将这些数据存进你的短期记忆中,再通过练习和复习,建立更深刻的认知结构,这样我考你时,你就能给我回想出来。"

课堂讲授的定义已经演变成这样一个过程:由老师的笔记变成学生的笔记,中间不必经过任何一方的大脑。

作为一个每年都要讲多次课的人,我对这种观点中的讽刺意味深有体会。但是,我知道,通过我的讲座进行学习并不是一种好方法。它们在引起听众的兴趣、改变他们的观点,甚至是激发他们干不同的事情等方面,也许起到了有限的作用。不过,我敢肯定,我讲的内容90%早就被听众忘光了。

诚然,某些学科,可以通过写论文、做实验甚至是参加研讨会,来加强这种广播模式。当然,也有很多教授在努力超越这种模式。但是,整体而言,它在教学中仍然占统治地位。

技术和网络为新模式提供了重要支撑,但是到目前为止,极少有人采用它。如果让300年前冷冻的一个人在今天复活,看看各行各业——手术室里的外科医生,超大喷气机驾驶舱里的飞行员,用CAD系统设计汽车的工程师——他们肯定会对技术怎样改变了知识工作发出惊叹。但如果走进大学演讲厅,他们无疑会为仍有些未曾改变的东西而感到快慰。

新一代的学生

广播模式对婴儿潮一代可能完全足够了,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在这种模式下成长起来的,每周观看24小时电视(暂且不提家长向孩子进行的广播,教师向学生进行的广播,政客向公民进行的广播,以及进入雇佣大军后,老板向雇员进行的广播)。但是在数字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摒弃了单向的电视,在互联网上找到了交互式的沟通,并从中获得了更大的刺激。实际上,看电视的时间还在继续减少,电视充其量不过是年轻人的环境媒体——与缪扎克音乐类似[1]。呆坐在电视机(或教授)跟前的方式,吸引不了这一代人,对他们也不管用。采用不同的方式,通过非按部就班式、交互式、异步式、多任务及合作式的学习,他们才能学得最好。

30岁以下的美国青年是在数字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手机、互联网、短消息以及Facebook,都跟冰箱一样常见。他们在长大成人时所浸淫的这种互动媒体,影响了他们的大脑发育,因而也影响了他们思考和学习的方式。

当然,也有作家认为Google会让人变愚;他们争辩道:人们淹没在浩瀚的在线信息海洋中,会难以集中注意力,无法进行深入的思考。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的英语教授Mark Bauerlein在他关于这个主题的近作中,甚至将他们称为"最愚蠢的一代"。

我的研究表明这些批评是错误的。在数字环境中长大的经历已经改变了他们的思维模式,可以帮助他们应付数字时代的挑战。他们习惯了多任务,已经学会了处理超负荷的信息。他们期望进行双向交谈。此外,在数字环境下成长的经历,也激励着这一代人成为主动的、步步紧逼的追问者。他们不会坐等某位值得信赖的教授告诉他们都发生了什么,而是亲自动手,用Google和维基百科查明所有的一切。

如果大学想改变教学方法以适应当前的听众,它们就应该,如我多年来一直在倡导的那样,对教学进行重大变革。新的学习模式不仅适合年轻人——而且渐渐地会适合我们所有人。这一代的文化就是关于学习的新文化。

还能顺应潮流的教授,将不得不放弃传统的课堂讲授,开始聆听学生们的想法,并与他们交谈——从广播式授课转变为互动式教学。其次,他们应鼓励学生亲自去发现,学习一种发现与批判性思考的过程,而不只是死记硬背教授所储藏的信息。第三,要鼓励学生彼此合作,并与校外人士合作。最后,他们需要调整自己的教学风格,以适应不同学生各自的学习风格。

由于技术的发展,这在现在已是可能的了。但是,从根本上说,这并不关技术本身的事。相反,它体现的是学习过程中师生关系的一种改变。

脆弱到极点的大学

大学吸引年轻人的能力,显然取决于学校本身以及各位教授。一些杰出的文理学院,在激发年轻人思想方面成效显著,因为它们募集到了丰厚的捐款,又是小班上课,学生可以更多地拥有量身定制的合作体验。我儿子Alex毕业于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这是一所规模很小的本科制大学,师生比高达18。他的老师中有一位普利策奖获得者,有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有许多教授,这些教授都将全副精力放在学生身上,而且学生也会促使他们不断学习新东西。

但对于许多大型高校而言,情况并非如此。它们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成为研究中心,教学成了令人深感不便的炒剩饭(inconvenient afterthought),而且都是大班上课,因此老师们只想通过课堂讲授的方式来"开展教学"。

这些大学非常脆弱,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学生们都可以到学术地球(Academic Earth)之类的网站,免费收看世界顶尖级教授的在线讲座。他们甚至可以在线修完整门课,并拿到学分。《高等教育纪事报》(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最近刊载的一篇文章指出:根据史隆联盟[2]所提供的数据,"2007年,将近20%的大学生——约390万人——选修了在线课程,他们的人数还在以每年几十万的速度增长。凤凰城大学(University of Phoenix)每年招收的在线学生数都超过了20万。"

新模式

有些一流的教育家在为这种重大变革大声疾呼;新泽西理工学院图书馆的Richard Sweeney便是其中一位。他说:必须改变教育模式,以适应这一代学生。他觉得,这些学生聪明而没耐心,喜欢合作,抵制单向灌输。有些教育家视之为投其所好,而Sweeney却很坚定地说:"他们愿意学习,但只想学他们必须学的东西,而且只想以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学。"

不过,互动教育方面也有不少成功的实例。在康奈尔大学教微积分的Maria Terrell博士,使用了一种交互式教学方法,这是一个名叫"问得好"(Good Questions)的美国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一部分。

该项目用到了一种被称作"及时教学"的策略;这种教与学的策略综合了基于网络的作业布置与主动学习者课堂的种种优点,因材施教,满足班级不同学生的具体需求。学生们一般在上课前几小时写好热身问题,让老师有机会"及时地"调整上课内容,将课堂时间有效地集中在学生们普遍感觉有难度的那部分作业上。哈佛大学的Eric Mazur教授在自己的物理课上也采用了这种方法;他说:"教育远远不只是信息传递。信息还必须被消化。学生必须将信息与他们已知的东西联系起来,开发心智模型,学习如何运用新知识,以及如何用这些知识适应不熟悉的新环境。"

这种技巧确实产生了效果。对康奈尔大学350名学生所作的评估研究表明,经常参与同学讨论并被问及"深层次问题"(引发了高级思考)的学生,与那些没有被问及深层次问题、没有或极少有机会参与同学讨论的学生相比,在数学考试中所取得的成绩明显高出不少。Terrell博士解释说:"恰恰是在学生们谈到他们觉得出现了什么情况以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时,达到了最佳的学习效果……。你会听到人们这样说:'哦,我明白了,我懂了。'……然后,他们解释给其他人听……其中包含了对所出现的情况的真正理解。这比我这个老师向他们解释强多了。在这种同学相互启迪中会产生一些新东西。"

交互式教育让学生能以适合自己的节奏学习。早在1970年代中期,我从自己的经历中就明白了这一点,当时我在攻读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的教育心理学硕士学位,选修了统计学课程。那是最早的一批在线课程——是计算机辅助教育梦想家Steve Hunka博士的开创性工作。当时PC机还没有问世,所以我们都坐在与电脑控制的幻灯显示器相连的计算机终端前。我可以随时停下来复习,并测试自己学得如何。考试也是在线举行的。

没有课堂讲授。幸好,统计学本来就不适合采用课堂教学。对统计学而已,不存在"适合所有人程度的均码教学"——如果那样的话,教室里的人不是感到乏味,就是听不明白。相反,我们有时间与Hunka博士进行面对面交流了——他从数据传输者的角色中解放出来,对我们因材施教,提供了—对一的学习体验。

回想当年,在线学习代价高昂,而如今,网络上的各种工具已将它变成一条很好的教学途径,教师们被解放出来,去设计学习体验,与学生们进行更有意义的单独交谈。这种方法是行得通的。这方面的研究证据不仅强大有力,而且已经存在多年。据1997年刊登在Educom Review[3]上的一篇题为《教室技术:从理论到实践》的文章报道:"与传统课堂上的学生相比,使用精心设计的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学生……通常会取得更高的期末考试成绩,在更短的时间内掌握课程内容,更喜欢他们所学的课程,对他们学习的课程内容培养出更积极的态度。这些结果广泛适用于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种学生群体,也广泛适用于从数学到社会科学到人文学科的各种学科门类。"

大学的目的所面临的挑战

教学法的问题引出了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大学的目的。在旧模式中,老师教课,并指望学生能吸收大量的内容。教育的要旨就在于吸收内容,并能够在考试时将它回忆起来。你毕业了,就一锤定终生了——只需在你选定的领域中"坚持"走下去即可。而如今,你毕业后顶多安定片刻,比如说15分钟。如果上的是技术课,你第一年学的东西,到了第四年,可能就有一半已经过时了。靠得住只有你的各种能力,比如终身学习、思考、研究、查找信息、分析、综合、根据上下文进行推断、批判性地作出评价等方面的能力,将研究用于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与他人合作与沟通的能力。

既然现在的学生显然可以从其他在线者的头脑中获得自己要找的信息,那种旧模式就没有任何意义了。真正重要的,不仅仅是你毕业时所拥有的知识,还有你如何在数字世界中导航,以及如何运用你所找到的信息。我相信,这种新的学习风格会适合他们。

大学应该是学习的地方,而不是教书的地方。

浸淫于数字技术中的网络新生代,热衷于尝试新事物,改变方向的速度往往还很快。他们希望大学既好玩又有趣。所以他们应该享受亲自发现事物的乐趣。正如Seymour Papert----他在技术会提供怎样的新学习方法方面是一位世界顶级专家----所说:"教育的丑闻是,你每次教孩子时,都剥夺了他从发现中得到的乐趣与好处。"

教学法面临的挑战

John Seely Brown是施乐帕克研究中心的名誉主任,也是南加州大学的访问学者。他注意到,当孩子刚开始学习说话时,她或他会完全沉浸在社会背景中,有很强的动力,去参与学习语言这一具有惊人复杂度的新系统。他由此想到:"一旦开始上学,你在某些意义上就开始大大放慢了学习的步伐,因为现在是别人在教你,而不再是你为了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学习……。通常,只需深入你真正喜爱的一两个领域,你就会对这个世界充满敬畏……一旦学会尊重世界的神秘之处,你往往会愿意探索各种事物……你可以从对未知事物的发现中,获得真正的乐趣……你会一直期盼有必要不断地进行探索。这就为终身探究搭好了舞台。"

老式学习的另一个思维定势是,假设学生都应该独立学习。严禁在考试时分享笔记,严禁在完成论文与家庭作业时进行合作。而对于多数网络新生代而言,单独学习的模式是一片陌生的领域,他们一直生长在合作、共享与在线共创的环境中。进步的教育家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Seely Brown说:学生们只有在彼此谈论自己在课堂上所学的内容时,才能消化吸收这些东西,"消极地坐着接收信息这码事,跟你将信息内化成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东西,几乎完全不相干。当你离开教室,开始与周围的人讨论老师刚教给你的东西时,学习才开始。正是在对话过程中,你才开始将某条信息对你的意义化为己有。

课堂教学是大规模教育的主要示例。它和大规模生产、大规模销售以及大众传媒相伴而生。Howard Gardner说,在校教育体现的是大规模生产的思想。"你以相同的方式,向学生们讲授相同的内容,然后以相同的方式评估他们。"该教学法建立在一种靠不住的思想上:可以为一组年龄相仿的学习者,同时提供最佳的学习体验。根据这种观点,可以在预先消化信息的基础上开发课程体系,并通过课表的适当安排,达到最佳授课效果。如果课表安排合理,内容引人入胜,那么每个年级的大多数学生都会跟上节拍,获得信息。但是更多的时候,结果并非如此。

想一想去年YouTube热播的一个视频短剧,"学生愿景"吧。

这个短剧是堪萨斯州立大学的文化人类学助理教授Michael Wesch编导的,它辛辣地表现了标准的大规模美国大学所提供的教育。Wesch招募了200名学生与他合作,描述他们如何看待自己所接受的教育。他们断言:19世纪前叶,将黑板引入教室,帮助学生将信息可视化,这是一项辉煌的新创举;但打那以后教学手段就没有什么大变化了。他们描绘了一幅灰色的大学生活图景——班级庞大、老师不知道学生姓名,学生不完成布置的阅读作业,用多项选择题考试浪费智力资本。

我认识许多对此深有同感的聪明学生。如今的大问题是,学生不用去上课也能得"A"。当我们的教育机构所采用的正式教学模式遭到整整一代精英的抵制时,形势就危如累卵了。

对收入模式的挑战

由于教学模式受到挑战,大学的收入模式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挑战。在线教育的出现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大学能提供给学生的,不过是可以在线免费得到的讲座——从其他教授那里——为什么还要交学费呢?在出现了免费的大学水平的在线教育时,如果大学还想生存下去,它们就得改变教授与学生在校园里的互动方式。有些大学在互联网的帮助下,采取了大胆的步骤,对自己进行了重塑。比如,麻省理工学院为在线世界提供了免费课堂笔记、考试以及MIT教授上课的录像。

世界上什么人都可以观看30多门MIT课程的全程上课录像;比如Walter Lewin那门永远倍受欢迎的物理学入门课,在OpenCourseWear上,一个月的观看次数就超过了4万次。OpenCourseWearMIT的一项知识公益事业。全球各地的大学都参加了这项运动。

对文凭的挑战

当然,大学通过录取过程及学位授予,在对社会中的个人进行分类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大学扮演的最重要的一个角色,是为未来的雇主考察人力资本的资质,或更宽泛地说,是对社会进行分层。那些在高中和高考(SAT)中成绩优异的学生,那些被证明学习刻苦并有其他特长的学生,可以上最好的大学。他们毕了业——更为优异了——获得了文凭,要么找到了非常满意的工作,要么继续读研深造。他们证明自己已拥有了某学科的学位,准备好按部就班地发展事业了。

但是,大学的文凭乃至大学的名望,都深深地植根于其作为学习机构的有效性。如果结果证明,这些机构与其他途径相比,提供的是劣质的学习环境,他们颁发文凭的效力肯定会大打折扣。

比如说,哈佛大学主要由助教用大班上课方式教出来的本科生所获得的学位,在跟文理学院的小班培养或掌握了新学习模式的先进培养体系竞争时,优势还能保持多久呢?可以肯定,实践得出的真知,将会重新排定各种学习模式的座次的。

对校园的挑战

套用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家Marvin Dressler十年前对我说过的话:大学校园一直是"年轻人打发四年时光的美妙场所"。他说:"他们在校期间,必定会学到点什么。"

但是,如果校园被视为档次低于其他模式的学习场所,或者更糟糕的是,被视为限制乃至窒息学习兴趣的场所,那么大学校园生活所扮演的角色也会黯然失色的。

支持新模式的校园将提供更有效的学习环境,成为更令人神往的地方。甚至连在线课堂这类简单的东西,也不会削弱在校教育的价值,反过来还会增强其价值。视频讲座让学生可以在线吸收课程内容——在方便的时候——然后凑在一起查漏补缺、发明新东西,或讨论学习材料。这方面的经验已经向MIT表明,他们所提供的东西的真正价值不在于讲座本身,而是整套方案——与人们在校学习体验捆绑在一起的学习内容,外加证书。换言之,单靠课堂讲授,大学是生存不下去的。

录制好的讲座可以解放智力资本——包括教授和学生双方的——让他们将在校时间花在思考、探究和彼此诘难上,而不仅仅用于吸收信息。

对大学与其他机构的关系提出的挑战

阿克伦大学(University of Akron)的校长Luis M. Proenza 说:"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大学将发生意义深远的变化,我们的教学模式、我们的运作方式以及我们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无一例外。"

他问了一个颇具挑衅性的问题:为什么非得将大学生的学习,局限在他或她所上大学的教授身上?没错,学生显然可以通过书本或互联网,向全世界的知识分子学东西。可是在数字化世界里,为什么学生们不能选修另一所大学的教授所开设的课程?Proenza认为,大学应该使用互联网创建一个全球卓越中心。也就是说,选出你最优秀的课程,将它们和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数所大学的最佳课程链接在一起,为学生建立一套毋庸置疑的最佳开课计划。学生可以在实体教室里或者通过网络,从他们感兴趣的领域里那些最伟大的头脑中吸取知识。全球学术界也将对所有在线者开放。我在与他人合著的《维基经济学》一书中,描述了这样一个美妙的例子。

那么,为什么这种情况还没有出现呢?Proenza说:"这是人类与教育基础设施的一份根深蒂固的遗产。" 他指出,不能用已经被互联网发布的信息削弱了力量的新闻业进行类比。"我们更像医疗保健业。向我们发起挑战的,是起阻碍作用的基于非市场因素的商业模式。我们受到了拖累,这种感觉医生们深有体会,教授们也知道得很清楚。"

他说:"这里面有许多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比如,为什么要根据被拒的学生人数或开销的大小来评判大学?为什么不根据他们的教育水平和收费高低来评判?

数字世界将年轻人训练成爱提问与合作的人,它挑战的不仅是由课堂教学驱动的大学教育传统,还有用围墙将大量求学者拒之门外的观念。为什么不允许一位聪明的九年级学生,在不脱离自己的高中生活的情况下,选修大一的数学课?为什么不利用互联网的互动能力,将大学变为终身学习的场所,而不只是在里面成长一段时间的地方?

旧范式苟延残喘

然而,工业时代的教育模式积重难返。新的范式导致了错位、分裂、混乱和不确定性。它们几乎处处遭到冷遇或敌视。既得利益者抵制变革,旧范式的领导者往往是最排斥新观点的人。

早在1997年,Ameritech在芝加哥举办的一次晚宴上,我曾对大约100名大学校长阐述了我的观点。谈话完毕,我坐回自己的餐桌,问同桌的人对我的演讲有何感想。他们都作出了积极的回应。于是,我就问他们:"那为什么需要这么长时间呢?"有位校长说:"问题在于经费。我们没有足够的经费重新打造教学模式。"另一位教育家这么说:"用了数十年的学习模式一时难以改变。"还有一位的答复把全桌人都逗笑了:"我觉得问题在于教师——他们的平均年龄都已57岁了,还在以'后古腾堡'方式教书呢。"

坐在我旁边的是Jeffery Bannister,他当时担任巴特勒学院(Butler College)的院长,是一位极具深谋远虑的人。他接口道: "后古腾堡方式?不敢苟同!至少在巴特勒并非如此。我们的学习模式还处于前古登堡时代!我们许多教授还在边看手写的笔记,边抄到黑板上,然后学生再记下老师所讲的内容。这是前古腾堡方式——印刷术还没有成为学习范式中重要的一部分呢。"他又补充说:"要等现年14岁、靠网络学习长大的这批学生,进入[大学]课堂——星星之火,才会成燎原之势。"

Bannister说得对。改变大学的强大力量来自学生。如今已到了火星飞溅的时候了。教育机构中出现了巨大的代间冲突。结果证明,多年前对大学的批判一直是一些处于等待状态的思想——等待新型网络,等待可以向旧模式发起有效挑战的新一代数字居民。

为这一代人改变教育模式是事关大学存亡的关键。如果学生们纷纷弃传统的大学教育而去,受到削弱的只会是大学,包括它们所颁发文凭的价值、作为学习与研究中心的身份,以及可以让年轻人在其校园中获得 "成长" 机会的地位。


[1]Muzak,一种通过线路向机场、商场、餐馆等播放的背景录音音乐。

[2] Sloan Consortium,由斯隆基金会支持建立的一个致力于加强网上教育的组织。

[3]EDUCOM旗下主要致力于"探索信息技术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与冲击"的一份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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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11日星期日

命名权

这个不只是看笑话的,而是看看印第安人的命名方式。这方面的印证,有那部名片《与狼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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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译言-每日精品译文推荐 by 丘雨岑 on 10/10/09

译者:丘雨岑

部落所有的孩子,一直都由酋长亲自起名字。

一天一个印第安男孩跑来问他,是如何给孩子们起名字的。

"是这样,我的孩子,"酋长回答,"当我给每一个孩子起名时,我就走出帐篷,用我看到的第一件事为他命名。"

"举个例子,当我一个孩子降生时,我走出帐篷,看见苍白的月亮高高升起,我说-你应该被叫做,苍-月-升。"

"当另一个降生时,我走出帐篷,看见一只雄鹰飞过,我就说-你的名字叫,鹰-飞-过。"

"那么,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大-狗-拉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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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9日星期五

转:一夫多妻与一妻多夫部落仍保存

按:婚姻形式有些很强的伦理性,我们容易批评与自己文明形式不同的文明野蛮或不可思议。其实是我们没有办法保持旁观者的清醒心理,正如西方人笑话中国人的裹脚,中国人笑话西方人的束腰一样。处在这样的文明内步,反因习惯成为自然而觉得合理。人的最大问题是不能反省自己。当然,今天我们都习惯以经济学去思考任何问题了。这里没有对错,只有角度和立场。

原链接: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2103+112009100900537,00,focus.html


2009-10-09 旺� 【�者��奉/�合��】
 中�是一�多民族的�家,不同民族有不同的�俗��。在西藏、�南、�州、新疆、四川等地的一些少�民族,至今仍是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制,而�西�族�保留著「女娶男嫁」婚俗,�具一格。

 �南的�沽湖的走婚�俗,�所周知。但在距�南�沽湖�百公里之�的四川�水河大�谷的��人(藏族的一�支系),也有走婚�俗。目前��人�剩�千人,每�村子的人不多,年�人必�翻山越�去�的村寨走婚。那�的年�人,有的在15��就�始走婚了。

 ��母系氏族「男不娶、女不嫁」的走婚�俗的�程是:只要男女�情相�,��任何�式,男子可在夜晚爬�翻窗,�入女孩的�房�夜。如果第一次走婚是�大�而入,便�被女方及其家人瞧不起而�走;如果攀爬的技�不�硬,�能爬上房�,也只能望���,�意中人��。

 �沽湖、�水河:�存走婚文化

 住大�谷62�的卓�拉姆,她的4�孩子有��父�,其中大女�一�父�,另外3�孩子�於另一�父�。他�都知道自己的父�是�,因�他�不���探望自己的孩子,�有人�此感到不�。女孩�已���「不���」,她�的情人在夜晚悄悄�了,黎明�悄悄��,如果她不再喜���男孩,可以��更�。

 滇藏沿�一些藏族村寨,多保存��的的婚俗――��兄弟娶一�女人。

 「我�家是祖���兄弟娶一�女人的。」�地一�村民�。家�的分工非常明�,弟弟��放牧,他���田,妻子��管理家�和�政。他�有��孩子,兄弟����有思考�哪�孩子是�的;�婚�件事,他�倒是���有���。

 48�的白�朗措是4�兄弟的妻子,她已是8�孩子的母�。她被�到一��她有���情的��――4�兄弟,你最��?她�:「4�兄弟我都�,�一�不�另一�不可能。」那�,兄弟4��最出色?她巧妙回答:「他�一�比一�出色。」

 在西藏,一夫一妻制家庭占��多�。但是,也有一些地方存在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的特殊家庭。

 一妻多夫:���源最好方式

 西藏的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制由�已久,可以�是古代婚�俗的��。西元1951年以前的西藏,有�多一妻多夫的家庭。��家庭一般是兄弟共妻,也有�少�是朋友共妻。妻子最初是哥哥娶回的,後�又�弟弟同居。��家庭如同一夫多妻家庭一�,也是被人��同的,�不�引起非�。

 �了解,在��西藏徵收��是以��算的,一妻多夫的家庭既可避免��分散,又可��家庭的��,於是便形成一��念:��兄弟不分家共娶一妻,��家庭�理想家庭;同�,一�女人能嫁�兄弟�人,��女人也必是�慧的女人。

 �些古老的婚俗,在外人看�,必定����地人�婚姻一定很草率,其�不然,因�它排除�代婚姻中的「原罪」――物�和利益。��是走婚的�水河�是�沽湖,�些有著各�血���的大家庭都很�定,以致一些�著「性幻想」�到�沽湖,��一�走婚滋味的�客,大多不得其�而入,�「性」而�,因�摩梭人的走婚,拒�外�者「分享」。

 一妻多夫的形成�地理�件有�,因��行��婚俗的地�,到�是高山�谷,河谷��高,�合耕作,山�或山�是草�,只能放牧,是中�最特殊的半�半牧�,若家庭�只有一�男人,�分��行的�、牧工作便很�兼�,一妻多夫的家庭,正好可以解�人手不足的��。

 大�谷的特殊地理造就了一妻多夫,�是「���源」也是�造�富的最好的方式。更��的是,�一�仍�於川、滇、藏交界的「大香格里拉」(藏�,意�心中的明月,是�神�祥和的地方),有�烈的女性文化��,在��,一妻多夫制��有�著��的逝去而消亡。

 一夫多妻:��宗族�力��

 在西藏�部的昌都地�,一些人���「帕措」(藏�,帕指父�一方,措指聚落)宗族制,鼓�一夫多妻。因�「帕措」是以父系血���承而形成的宗族�力,所以特�看重生男,���到「帕措」�力的�大。

 一夫多妻的�族家庭,透�婚姻���大自己的�力��,�固��地位。因此妻子多�自不同的部落。也有一些平民�行一夫多妻,一般是丈夫娶妻後又�妻妹同居,形成��上的夫妻��,姊妹共夫,地位平等,�妻妾、��之分。

 ��走婚�是一妻多夫,都��了一�大家庭的�定�平衡,避免建房、分地,而且有效控制人口成�。不�是一夫多妻�是一妻多夫,�一古老的婚姻形式得以流�,主要是因���的原因。

 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的婚姻形式,不�西藏的藏民族中有,西藏的其他民族中也有,比如�巴族、珞巴族;不�拉�及附近地�有,而且西藏各地都有,但主要是集中在喜�拉雅山�周�地�。��流�已久的古老群婚制�不只是��,也是西藏自然地理�境和宗教、政治、��、文化的�物。

2009年10月8日星期四

语言与交流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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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译言-每日精品译文推荐 by sacurui on 10/7/09

译者:sacurui

                                   语言与交流的起源

    简介

     一九九四年的时代杂志上,一篇标题为"人类如何开始"的文章以醒目的形式声称:"在人类与其它动物之间根本没有单独、本质的区别"。但是,明显与它所断言矛盾的是如下的情形:所有的进化学家都承认通过语言进行交流是人类所特有的——因此这一点经常被认为是人其它动物之间唯一并且是最重要的界限。在进化学家菲利普•利伯曼名为"Eve Spoke"的书中,他认为:
     说话对于我们的概念思维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可以说拥有它实际上就可以认为是人类。能说话的动物就是人类,因为将我们与动物区分开来的就是语言的天赋。
     在剑桥百科全书的人类演化词条中,编辑琼斯,马丁和匹尔比姆认为"没有非人的语言",并且进一步观察到"语言唯一出现在人类身上,这样一种唯一性的特性以及它的生物学基础棘手地难于定义"。在特伦斯•迪肯名为"符号生物:语言与脑的协同演化"的书中,他强调:
     在这样的背景下,考虑人类语言的情形。它是这个星球上最与众不同的行为适应物。语言仅仅在一种生物上演化;并且在最普遍的意义下,它以毫无先例的唯一方式演化。在语言与其它自然交流模式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是什么样的事件促使人类说话而动物们仍然保持沉默?如果我们相信当前在各个学院和大学里广泛传授的说法——语言作为一种自然过程随着时间产生——那么我们不能确定的是,为什么没有动物在它们的演化过程中从非言语转向言语。实际上,在《语言集》中,有着这样醒目的说法:"没有无语言的团体"。这些对于进化来说可不是小问题。
     事实上,即使是在21世纪,说话和语言的起源(以及有性繁殖)仍然是进化理论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努力"让问题走开",一些进化论者已经选择甚至是避开这个问题。吉恩•艾奇森指出:
     在1866年,一项旨在禁止该话题的法令在巴黎语言社团实施。该团体也许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语言学术机构:该社团既不接受关于语言起源的论文也不接受关于世界语的发明。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承认失败的例子。特别是它来自于一组拥有如此知名的科学家、研究者和学者群体。但是暗中的研究仍在继续,进化学者现在意识到对于这个问题他们需要一个唯物论的答案。
     问题的真相是,人类语言的起源能被辨别——却不是通过进化论。我们提醒你注意以下的讨论:它决定性地证明人类是由独一无二的用语言交流的能力所塑造的。

语言起源的进化理论
     许多动物都能够用声音交流。但是,在猫头鹰的鸣叫或猪的呼噜声与一个人在观众面前诵读罗伯特•弗洛斯特的"为走之路"之间有着巨大的不同。人与动物之间的巨大裂痕导致了各种类型的理论来解释人类这种无与伦比的能力。许多研究者着眼于动物的能力——声音与手势——来理解交流之后的心理学机制。但是,对于所有的理论家而言,他们都赞同一个立场:"语言是自发的产生的,它们不是被设计的。"
     设计说暗示了一个设计者;这样,进化论者拒绝一个对于语言什么也没有说的理论(除了事件的偶然发生以外)。大部分的理论要求人类硕大的大脑,这样它才有能力从生理学上支持人类发展成说话和语言的能力。比如,在吉恩•艾奇森的著作《说话的种子》的前言中,她假设:
     物理上说,一个匮乏的物质环境导致了更多地进食肉类,结果就是,一个更大的大脑。增大的大脑导致了人类的早产,以及一个受到拖延的童年,在这期间母亲们对她们的后代们咕咕的叫以及低声吟唱。直立改变了嘴以及声带的性状,允许一系列清晰的发音。
     因此,根据艾奇森,我们应该感谢"一个物资匮乏的环境"来促进我们的讲话和交流。另一位进化学者,约翰•麦克克罗恩这样认为:
     一切都从猿猴学习讲话开始。即使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寒冷的冰期,人类的原始祖先们做得很好。他们已经解决了一系列困扰其他生活在树枝间的猿猴家族的问题,不如说如何找到足够的食物来维持他们特大的大脑。于是人类的祖先们碰巧发现了语言的把戏。突然之间,一整个新的精神领域打开了。人类变得具有自我意识和自制力。
     问题:第一个猿猴怎么(并且为什么)学习说话的?断言"一切来源于有一只猿猴学习说话"是容易的,但是要描述它是如何发生的就困难多了。特别是当我们今天教猿猴讲话的失败时。在迈克尔•科伯利斯的著作《从手到嘴:语言的起源》中,他说道:
     我个人的观点是语言是逐渐发展起来的,从猿猴的手势开始,然后是两足的原始人类出现。大约200万年前的人类出现了硕大的脑袋也许是后来句法的兴起和发展的信号。已经辨认出来的智人也许是从用手势与口头混合交流到自足的口头交流转变的最后阶段,从此,手势起到辅助作用,而交流并不再依赖于手势。
     关键是,进化论者仅仅能够从语言的起源开始思考。卡尔•齐默尔这样总结到:
没人确切地知道这种演化的年代,因为语言在人类的骨骼中几乎没有留下印记。不结实的喉的软骨组织都腐烂了。它悬挂在一条叫做舌骨的细长C型骨头上,但是时间的推移通常也会毁坏这些舌骨。
     因此,理论是丰富的——而支持这些理论的证据仍然明显不足。加上人类在2岁左右获得说话的能力这样的事实,你开始能够发现为什么艾奇森承认:
     当然,我们的知识仍具有漏洞:特别是,在哪一阶段语言一跃而成为一种新事物。人类发现它后,它就变成了以后每一个新生成员必不可少的了。
     确实是一个"谜"啊!

    (sacurui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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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5日星期一

齐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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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庆60周年的大阅兵的分列式表演,其规模和严整程度上肯定世界空前绝后。我的意思是,即使在天安门以后还有类似的阅兵,将来世界上也不可能有在规模上超越它的。除非中国出现一位特别喜爱阅兵的领导人——理论上,以长安街的宽度,我天朝完全可以排出规模比现在大四五倍的方阵来。据说,大连海军舰艇学院就曾排练过千人以上的方阵。
  世界上像中国一样重视分列式表演,且水准可能与中国一较高下的,方今仅只俄罗斯、朝鲜而已。由于我天朝分列式正步流派与俄罗斯朝鲜不同,谁的更好看,留到后面再说,但就规模来说,中国的分列式每行25人,世界第一,朝鲜人以24人宽度屈居亚军,季军俄罗斯是每行20人,因为红场的宽度尚不及长安街,它不能排出更大规模的阅兵方阵。如有必要,以长安街的宽度,我天朝完全可排出每行40人以上的队伍来。当然,有人会抬杠说,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七?九大街比长安街更宽,但是,阿根廷这样的国家比较适合搞出世界规模最大的狂欢节游行队伍,阅兵这样的事情,还是交给社会主义国家比较合适。
  今天,特别看重阅兵的国家差不多都有点非民主的嫌疑,因为民主国家,老百姓也好、军人也好,似乎不懂得什么叫大局,什么叫集体荣誉,像法国、印度这些民主国家,虽然也年年搞阅兵,但显然只是出于一种历史惯性,咸与狂欢的味道越来越浓,不但动辄拉上友邦的军队一起散步,而且军犬、骡马之类的动物也一道上街。这样的国家不可能指望能有钟表一样精准的分列式表演。
  至于分列式整齐与否威武与否,与一支军队的军威国威确实没什么关系,否则,中国军队就是天下第一,而严重落后于时代的朝鲜军队则是世界第二了。但与中国进行过多次联合军演的俄国人看来,如果与西方国家相比,俄罗斯军队的水平只是世界二流的话,中国军队只能算三流水平。
  被公认为世界上武备最强大最训练有素的美国军队,基本上没有阅兵传统。虽然这些西方国家有些场合也有分列式表演,但最能展现分列式庄严威武风采的踢正步,在美国和英国,是被废止的,因为在这些国家,踢正步被认为有极权国家象征的嫌疑。正步又称鹅步(goose-step),是德国人的发明,源于普鲁士时代,希特勒时期把它发扬光大到了极致。而普鲁士人击败法国一跃成为头号陆军强国后,正步就成了后进国家军队必学的课程。不过,今天在德国,踢正步与行纳粹礼一道被法律所禁止。
  热爱阅兵时的分列式表演,确实在今天是非民主国家的特征之一,不过分列式这种操练形式,现代的源头,只应当出现在真正的民主社会。——手边没有资料,分列式应当最早出现在冷兵器末期的瑞士,距今至少有五百年的历史。因为分列式这种操练,很明显是为了训练步兵方阵使用的。手持长兵器、密集站立,能迅速转向、快步前进的瑞士步兵方阵,必须要用分列式这样的方式进行日常训练。在中世纪的欧洲战场,骑士一统天下局面被终结,我以为,瑞士方阵的作用至少不下于火药武器的出现。在当时,只有瑞士这种完全由身份平等的自由民组成的国家,才能发明出无坚不摧的步兵方阵,而在同时代欧洲的其他等级制国家,绝无可能出现有如许勇敢精神的公民,大小封建主和骑士也不可能接受平民成为战场主角。受瑞士步兵方阵的影响,欧洲才逐渐开始有了接近现代意义的步兵。
  如果再往前推,说罗马、希腊这样的国家当年也该有分列式,答案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这种公民国家,密集的步兵方阵是其最显著特色,要发挥方阵的巨大威力,必须进行日复一日的训练。分列式的训练,恐怕是比刺杀动作更重要的训练科目,因为方阵的威力就在于组合成一个整体之时。
  有意思的是,步兵方阵恐怖的巨大威力早在希腊时代,周边各个民族就有所了解,但他们多半只能雇佣希腊人,而无法自己训练出一支同样的军队出来,大约这也是因为"不知自由为何物的野蛮人"多是临时被动员而来,虽不乏逞勇斗狠之徒,但作为一个集体,则根本缺乏必须的牺牲精神和纪律意识。类似的,瑞士方阵在欧洲横行数百年之后,才先后有了德意志和西班牙的山寨版,虽然瑞士人战场上不打瑞士人,但雇主还是得硬着头皮不敢得罪他们,毕竟最好用的,似乎还是瑞士步兵方阵。瑞士的步兵方阵,几乎每个方阵都是乡邻,这种天然的感情纽带产生的战斗力,确实无法靠简单模仿产生。
  顺带说一句,CCTV拍的一部《复活的军团》,有意无意地将秦始皇的军队往欧洲的希腊/马其顿步兵方阵和罗马兵团上靠,仅考虑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而不必去追究其地出土文物上的大量意淫说辞,就很难让人相信,当时的中国存在这种与自由民组成的步兵方阵相似的兵团。中国历史上唯一在精神内核上与希腊/罗马及瑞士步兵方阵有些微接近的,可能就是戚继光组织的戚家军与曾国藩组织的团练,两者都是靠高薪组织同乡同村人当兵,本质上,戚家军和湘军都是典型雇佣军。在中国历史上要往前再追溯这种同类的士兵,或者还有东晋时期的由流民自组而成的北府兵,无论如何不可能是秦始皇挨家挨户抓来的兵。本质上,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军队,即便有大批悍勇之徒,按希腊人对他们见过的一切东方军队的说法,还依然只是"一群由被恐惧所驱使的奴隶组成的乌合之众"。
  回到分列式。在欧洲,战场上的主力由领主、骑士率领着临时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逐渐变成训练有素的常备军人,或发轫于瑞士步兵,再经由瑞典人、普鲁士人、法兰西人的不断改进,才有了今天的样子,当然,其社会组织也在此过程中发生巨变,欧洲的封建制渐为君主集权所替代。而常备兵的操练之术,一开始就是分列式,只有分列式的严格训练才能消灭个体的差别,建立起集体感,使万人如一人。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说,没有分列式,便没有现代陆军,虽然分列式的实际战术意义早已不存,但培育纪律、集体、服从的功用却依然存在。
  中国人最早见识到西方的分列式,大约是林则徐时代,当时林则徐等人英夷无膝盖的印象,或许是初次见到欧洲军队分列式中走正步的缘故,稍早一点,马嘎尔尼等人晋京职贡,也见过我大清阅兵的军威,彼此都觉得对方可笑,我大清以为,夷狄无膝盖,可用竹竿将之捅倒,想必很难爬起,而英夷则认为,且不论我军装备之落伍,单我阅兵将士身上无用之物挂得玲琅满目,甚至有打折扇的,军队威仪丝毫不见,想必是一支乌合之众。
  以后的屈辱历史,便是一次次见识到洋枪洋炮和齐步走的威力。中国人学习走正步,比引进洋枪洋炮来得要晚了半个世纪,因为光引进武器不行,还得按照西法改造人,有史可查的阅兵有正式的分列式和走正步,最早应该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期。那是向德国人学的。
  也许西方发达国家早就过了热爱分列式的时代,也不认为其有特别的象征意味,——经过纳粹之后例外,但对一切曾经落后挨打过的国家来说,分列式却是展现军威国威的最好工具,其功用与摩天大楼差不多。对中国这种"一盘散沙"的国家来说,尤其如此。
  可惜的是,我红朝建军,基础是少数黄埔生的骨架加少广大农民,打胜仗靠的是革命化而非正规化,开国大典的受阅士兵最初不知操练分列式为何物,临时现学。中苏蜜月时期,全盘学苏联,解放军在正规化、现代化上下功夫不少,但毛太祖武皇帝本人山寨出身,对形式主义、教条主义那一套甚为抵制,中苏蜜月终结,中国军队便从其最接近现代化素质最高的巅峰迅速山寨化。当时的中国军队是全世界站出来仪容最寒碜的军队,以往年年都搞的国庆阅兵,随着我军山寨化的时代大潮一并取消。
  顺带说一句,毛废除军衔制,让中国军队成为世界上穿得最皱皱巴巴的军队时,毛本人和身边的几位亲密战友的军装还是与其他人略有差别。至少毛、林在文革时期一身军装露面的场合,他们的军帽并不是软乎乎贴在脑袋上,而是不经意地在前端隆起,形成类似大檐帽的效果,如非刻意定做,那就是手下精心地仔细抚弄过一番。
  可怜我们从幼儿园时代起就开始学"1、2、1"都想长大后当兵流血牺牲的小屁孩,连电影里看到朝鲜人民军都羡慕得要死,按照我们当时的话说,人家看上去就特"正规"。影像世界里出现过的军队,只比中国军队略微正规一点的,是日本鬼子,最正规的,无疑是德国兵,他们不但正规得一塌糊涂,而且还特别"派", 虽然也是鬼子,但没祸害过中国,所以是私下里崇拜喜欢的对象,——到今天,热爱"第三帝国"的中国人,恐怕要比德国总人口还多吧,至于美国,从不能给人很"正规"的印象,看上去松松垮垮,说美帝是"纸老虎",我信。但苏军是继德军之后世界最"正规",电影《卓娅》里我们见识过苏联飞机遮天蔽日、坦克布满原野的可怕场景,"解放军不可战胜"的话说万遍也比不过那一次直观印象。中国惩罚越南时,我们那距苏联边境仅几百公里,银行取钱的人排成长龙,人们疯狂储备干粮。
  当我们第一次见到分列式时,世界各国军队"正规"排序榜立即倾覆。当时中国刚开始与外界恢复正常关系,电影院放映一冗长无趣的纪录片,从头到尾是各国民族特色队伍游行,当瑞士人出现时,所有打瞌睡的小男孩都如吸食了鸦片般振奋,片中瑞士人身着蓝色制服随着铁皮鼓表演分列式。当时我们真以为像大元帅一般华丽的制服是瑞士军队现在的装扮,啧啧称奇之余,暗叹我天朝军队何时能也正规一回,也能像瑞士人一样走操。我们毫不犹豫地把"世界最正规"的头衔给了瑞士这个"无害"的小国。
  中越战争后,我军终于换装,于我等热爱战争的少年,其欣喜若何?然后有了1984年的大阅兵,真是盼我军威国威盼了十来年啊。记得当年《兵器知识》"供借鉴但不代表我们认可其说法"地转载《简氏防务周刊》的评论文章时,对英国人对我军常规武器过时的说三道四非常愤怒,心说,等着罢,就你英国这种过气的二流国家,收拾了美国之后自会顺带收拾你们的。
  感谢CCTV,我是打那时起,才知道以前有过阅兵,才知道我军原来军威过,而我国原来国威过。而且曾威了超过十年。
  再然后,有了国旗班。这差不多是全世界走操最庄严精确的团体了,因为红场列宁墓和当年第三帝国的警卫旗队钟表一样精准的走操已成历史。得感谢国旗班,太阳-天安门-毛这三位一体,在毛空缺了二十几年之后,天安门莫名其妙地还作为国家的图腾出现,搞得我国还像个神权国家,而没有多少党国的意味。有了国旗班的分列式,在CCTV之类宣传窗口,国家的图腾才逐渐终由天安门悄然向国旗过渡。——想想看,如果没有国旗班,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到了祖国的心脏——天安门广场,他们该以何方式表达自己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呢。
  某些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这个国家确实值得自己为之骄傲、为之自豪的东西不多,而让你感到沮丧的愤懑和压抑的东西却无处不在。这个国家拿得出手的,让你骄傲自豪的东西,而且是其特有的,恐怕就是盛大的阅兵了。是的,只有中国才有可供阅兵之用的最宽阔的街道,只有中国政府才愿意为了人民的骄傲和自豪,全心全意地、不惜一切代价地打磨出世界上最好的分列式——让人民在电视上看见它。
  以我个人的审美观,我认为中国的分列式是有史以来最庄严最美的。它自成流派的步伐、步速、姿势最符合中国人的文化和传统,庄严大方不失洒脱利落。苏联人的步速动作明显大过中国,双手垂直,踢正步时,身体会前后微微晃动,有跳跃感,固然行走起来有种咄咄逼人的压迫感,但这种姿势行进,要保持整齐殊为不易,而其源自欧洲骑士傲慢传统的抬着脖子的姿势,在中国人学来,会显得格外滑稽。朝鲜人学的是典型苏联流,个小、短腿的缺陷使得朝鲜军队行进时,丝毫没有那种舒展的感觉,看上去一跳一跳,走得慌慌张张。纳粹德国的正步手臂摆动幅度接近中国,步伐动作稍大于中国,看上去是除中国之外最舒服的。
  在我看,中国阅兵最大的问题甚至是致命问题在于,它在长安街上行进。长安街及其周围建筑的尺度,几乎都不是按照人的尺度来的。天安门城楼是适合看群众游行的地方,它的高度、尺寸,让人像是阿兹特克人的祭坛,它适合半人半神的皇帝高高在上,下面是蚂蚁一般走过的迷狂的人海,然后是孩子们跑到祭坛下仰着头欢呼献花。
  ——当然,上面的最好也是能在此时满面笑容地挥舞着帽子,向下面的人民致敬的伟大领袖,而不应当是像日本人开发的机器人一样,表情AI只有几行程序的首长。
  只要认真想一想,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分列式,就是件极其滑稽可笑的事情。检阅者在那么远的距离,根本看不清走过的士兵的脸孔,看不清我军的威仪。——虽然首长们看到女兵方阵走过时,一张张紧绷的脸纷纷绽放出笑意,但请放心,他们远不如坐在电视机前的我们,他们只能通过服装和身姿看出是女兵,仅此而已。有一天技术发达了,弄一群机器人在长安街上走过,站在上面的人根本看不出来。当然,被检阅者也根本看不清上面的人是谁。
  事实上,由于放在这个不适当的街道行进,现场没有一个人真正处于最能感受到军队行进中那种气势和力量的位置。电视机前的观众看到的镜头,也统统是大角度俯视的。如果说这种角度能展现一支军队一往无前的气势和战无不胜的力量,我深表怀疑。中国阅兵式最缺的要素恰恰就是压迫感、力量感。只要是在长安街上阅兵给天安门上的人看,就是每行站100个兵,它也显示不出那种凛凛的力量来。
  回过头来看《意志的胜利》中希特勒在纽伦堡的阅兵。以现代的标准看,元首检阅的分列式非常山寨,且不说远不如我军整齐,就规模而言,限于街道宽度,每行只有12人,就是这样的宽度,片中可以看到他们在穿过街道的门洞或在街道转弯时,队列还要收缩一下。但元首是站在路边的奔驰车上,这个高度只比行进队伍高半人,处于一个与被检阅者互动的最佳距离。至于一般的围观群众,由于处于极近的距离——片中最远的围观者也比天安门城楼那个位置更近,不消说,他们在现场感受到的那种凛凛气势,要比我们通过电影看到的强过百倍。
  当然,像元首这样浑身带有魔力的人,天朝体制并不出产,我天朝较容易大规模制造勃列日涅夫同志这样的领导人,那么退而求其次,红场列宁墓那样位置也是个很好的检阅位置。甚至不追求或没有能力与被检阅者互动的领导人,就该在那个距离、那个高度检阅。
  公允地说,苏联/俄罗斯的阅兵式,虽然其整齐程度明显要逊于我国,方阵规模更是明显缩水一号,但观感上其气势则远非我军能及,实在不是我军威国威本身不如,乃是角度和距离的问题。任何队伍拿到长安街上遛遛,都渺小得没有丝毫气势了。至于元首在纽伦堡检阅的那支威风凛凛的袖珍军队,放到长安街上,恐怕会显得马路空旷得太别扭。
  话说回来,我天朝举世无双的分列式,仔细推究起来,原本就不是要展现给谁看的。当代法国、印度之类就不必说了,甚至纽伦堡,由于元首和纳粹是如此得人心,甚至老百姓都可以在马路边上自家窗户上随便看,而我们的阅兵,就像火炬传递一样,虽然声势浩大,不惜倾尽举国之力,但除了天安门城楼那些看不清分列式的人,其他中国人甚至看到的只是延迟了30秒的"现场直播",本质上,说它更是一次体现这个国家某种必要的规格、资格、待遇的仪式,也许更合适。如果这场盛大的阅兵式,完全由电脑特技制造完成,对这个国家的老百姓来说,其实是一点遗憾都没有的。
  而对我这样一个真正的分列式爱好者来说,如果10年后,没有抬着第四块画像的游行队伍出来前的阅兵式可看,多少是件遗憾的事情。
  祖国,万岁!
  中国、俄国、朝鲜,齐步,走!

 

附:送给国庆阅兵爱好者们一段伟大元首纽伦堡阅兵视频(视频背景音乐与纳粹无关,地点非柏林,系纽伦堡)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Q4NDE5Nj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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