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30日星期日

层层遮挡中的梅兰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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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08-11-30 通过 电影世界 作者:电影世界

 
 
(1924年的霸王别姬图)
    
                        
 
 []在这娇滴滴的声音里,舞台下千百个观众不觉都停止了呼吸
[]梅兰芳的厉害就在用政商的势力维持自己的地位,却最终用文化界提升自己的影响力
[]《时代》说,只有两个人曾成功宣传过中国,一是宋美龄,一是梅兰芳
[]梅兰芳做事一贯"无可无不可",但在名分上的沉默却让孟小冬感到一片虚空
[]他从一道道劈面压来的难关之下闪身而过,又利用诸强的对峙而抬高身价
 
                        文//小龙
 
 
始于纸醉金迷
 
    1894年,梅兰芳出生的时候,京剧正因慈禧的喜欢而勃兴,但真正将其捧到国剧地位的,还要算上大小官员商人、文人戏子在纸醉金迷中,对种种不堪的迷恋,完全是靠腐朽堆积起来的文化。有多腐朽,就有多深厚,多精致。
    梅兰芳是旦角世家,祖父梅巧玲"扮相雍容端丽,表演细腻逼真",三十余岁掌管四喜班,为人慷慨,重信义,是"同光十三绝"之一,与当时备受慈禧宠幸的老生谭鑫培(电影中"十三燕"的原型)交情匪浅,后者年老以后,每年初二、三仍必到梅家,向梅兰芳祖母行磕头之礼。梅兰芳父亲早逝,伯父梅雨田是谭鑫培的琴师,对谭的艺术起烘云托月之效,有"胡琴圣手"之称。当时北京城里有许多亲贵们跟他学戏,按时按节送钱。此外,他还把持着许多班子的演出事宜(俗称"把头")。按道理来说是收入颇丰,但他对钱从不计较,致使家道中落。此外,梅兰芳的姑父秦稚芬也是当时名旦,回忆录里说他精通技击,擅长书法,喜欢研究历史,熟读《通鉴》,与梁启超、罗瘿公、魏铁珊为文字交,为人仗义,有古侠士风。他也是梅兰芳的启蒙恩师。
    虽然梅兰芳的姑姑说梅的幼年,"受尽了冷淡和漠视,生活在阴森的气氛当中",但他日后学戏,老师们都会格外照顾,"还是靠了先祖一生疏财仗义"。这大概也影响到梅兰芳后来在人际关系方面出色的经营。
但梅兰芳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后来的形象宣传最注重摆脱的,却是出道时的"相公"(据说是由"像姑"一词讹传而成)世风。清末民初时,大批外地商人盘踞在北京前门附近,解决性饥渴的方法无非是去妓院和戏院。男人演起女人,比女人更妩媚,再加上最初不允许女人进戏园时,男旦大演淫戏,进戏院兼得生理和精神上的双重享受。梅兰芳研究专家徐城北提到了梅巧玲,"长得细腻白嫩,肥硕丰满,又善于扭捏作态,当时便以演风骚戏出名。在《渡银河》中演'夜半无人私语时'的杨贵妃,能使全场春意盎然。"此外,当时官吏嫖妓名声不佳,逛相公堂子反成风雅之事,清人蒋心余《戏旦》诗说:"朝为俳优暮狎客,行酒钉筵逞颜色。……不道衣冠乐贵游,官妓居然是男子。"许多人包养童伶,送去学唱男旦,模仿女性的娇羞。"这些冤大头每逢观剧,必坐于下场门,以便与所欢色眼相勾……少焉歌管未终,已同入酒楼矣。"
    在这种欣赏男旦和相公"二位一体"的不良习俗下,梅兰芳一登台,便被唤作"梅郎"。20年代中期他演《太真外传》,时人的文章描述说,"在这娇滴滴的声音里,舞台下千百个观众不觉都停止了呼吸。……性子急的男士们这时恨不能一跃上台把高力士推向一边;女观众也同样局促不安起来,因为她们知道演这个痛快淋漓场面的不是女性的杨玉环,而是男性的梅兰芳!……在他们洋人面前唱京戏,本是对牛弹琴,但在这场合下,纵使是牛也要为之情思荡漾的!"梅兰芳提到这些传闻给他带来过困扰,"梅党"支柱齐如山也回忆说,第一次听梅兰芳的戏后,想给他一点建议,但"考虑到自己早在民国元年就应邀在谭鑫培为会长的正乐育化会讲演戏剧理论,不久前又刚从法国归来,现在贸然接触一个唱男旦的伶人,社会风气可畏,恐怕会招惹麻烦",只好书信来往半年才见面。
 
(年轻时的梅兰芳)
"种花人":谭鑫培和杨小楼
 
    因为梅家慷慨仗义铺下的基础,也因梅兰芳自身的天分和勤奋,在谭鑫培和杨小楼的力"捧"下,梅兰芳迅速出头,在1917年谭逝世前形成了"谭、杨、梅鼎足三分"。尤其是杨小楼,在谭渐老后,有了"国剧宗师"的地位,他对梅兰芳的情义在《霸王别姬》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在1921年合组"崇林社",开始编排这个戏,到1922年首演后风靡一时,梅兰芳不仅借助杨小楼的影响力,与日渐崛起的尚小云等对手再次拉开距离,又以富于戏剧性和歌舞性的特点,以"戏"率"技",从此走在时尚的前头。
不过,"崇林社"成立最初,杨小楼身边的人多有不甘,强调并排的木要分左右,左(按中国古制,左为尊)为杨,右为梅,并且杨小楼每场要拿"加钱"(按照实际座位人数去提成))。但随着《霸王别姬》的成功,很多观众在虞姬自刎后已经不耐烦再看霸王的表演,让杨小楼颇为尴尬,自此平起平坐。
1921年1月8日夜,"崇林社"在前门外西柳树井的第一舞台演戏时,梅兰芳还只是当晚王瑶卿、王凤卿、尚小云、俞振庭、杨小楼等十位"超一流"大角中的一个,此后却向着"伶界大王"的位置走,随着整个社会的审美心理从"听戏"向"看戏"变,旦行的妩媚漂亮变得更重要,到1927年《顺天时报》评出四大名旦就彻底取代了老生的头牌位置。
之前主要是班主制,像梅雨田、俞振庭都可以占据不小的势力,尤其是后者,因为是名角之后,又养了一群武行,许多班子都要经他才有活干。四大名旦却依仗智囊,开发起自己的明星魅力。
 
 
(随泰戈尔访华的印度画家所绘梅兰芳像)
"梅党":"钱口袋"和"戏口袋"
 
有了收入,名角们都喜欢买宅院,放出去收租,听房客哀求对于他们的戏子身份是个补偿和享受。梅兰芳却曾买下帘子胡同的房产,用来堆积文物。据说,他还买下附近平民的房子又放给他们免费居住。去上海之前,他主要住在无量大人胡同24号,是他在1920年买下的,由七个院落打通构成,共有房屋96.5间。日后成为京城文人聚会的地方,被称为"缀玉轩",还在这里接待了瑞典王储夫妇、印度文豪泰戈尔、美国前总统威尔逊的夫人、好莱坞影星范朋克等外宾,在他们的心中,这是北京除故宫外另一个不得不去的地方。
这也显示了梅兰芳一生最重要的地方:结交广泛,其层次之高、影响之远,都是其他人所不能及的。对于戏子们来说,要想成名,或是摆脱班主的控制,必须要有人捧。最初与梅兰芳"兰蕙齐芳"的表兄王蕙芳(影片中朱慧芳的原型),就"傍"上了因复辟清廷闻名的"辫帅"张勋,一直到他后来躲到天津当寓公。梅兰芳不仅能周旋于北洋军阀和民国政府各派系势力之间自保,在其他戏子还和纨绔子弟厮混时,就第一个注意结交新式实业家,1919年去江苏南通,不仅是研习昆曲,更与张謇成为忘年交。首赴上海,他便立即拜访《时报》的狄平子、《申报》的史量才和《新闻报》的汪汉溪,经这些媒体大佬的介绍,又结识了沪上文艺界的吴昌硕、况夔生、朱古薇、徐凌云等,回京后,又与齐白石、陈师曾、汪蔼士等结交。如日中天的他还主动登门拜访音乐家刘天华,请他用五线谱记录自己的演唱,两年后出版了能通行世界的《梅兰芳戏曲集》。
梅兰芳的厉害就在用政商的势力维持自己的地位,却最终用文化界提升自己的影响力。他曾与"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其他三个是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搭戏,张伯驹饰黄天霸,他饰褚彪。而1931年"9·18事变"当晚,张学良在前门外的中和园听的正是梅兰芳的戏。这些捧梅的人被称作"梅党",梅兰芳的演出必在前排给他们留一排座。这其中的左膀右臂,就是"钱口袋"冯耿光(影片中冯子光的原型)和"戏口袋"齐如山(影片中邱如白的原型)。
冯耿光曾是袁世凯政府的陆军少将,1918年起任中国银行总裁,其后都在金融界高层。他挥金如土,人称"六爷"。梅兰芳这一时期的花销主要靠他维持,比如策划排演《太真外传》之初,冯耿光闻悉后,即以现大洋一千元之代价,为其购下孔雀翎褂子一袭,以作羽衣之用。日后数次出访国外、避难香港,也都赖他巨资襄助。梅兰芳因此说"受他的影响很大,得他的帮助也最多。"每遇演出事宜,必"先听六爷有何高见"。"我少年的时候,很多人爱我,但无人知我,惟有六爷,爱我,又知我。"冯也是梅党中伴梅兰芳走到最后的,建国后在政协会议上见面,冯迎上来说,"梅兰芳同志,你身体可好?"梅听了说,"六哥和我生分了"。
齐如山出身文人世家,对戏剧造诣极为深厚,19岁就读同文馆,精通三国外语,五年后去欧洲游历考察。他追随孙中山、资助革命,1912年亲王良弼被刺的炸弹就是他从上海买来的,他还开商铺为革命党人做藏身所,前后数月就花去一万余元。革命成功后,他再次沉入京剧,1913年开始与梅兰芳通信,此后不仅是其大部分作品的编剧、导演,还从古画中为他设计了古装打扮。
齐如山主导策划了梅兰芳1930年的访美,在当时兵荒马乱和美国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这个决定需要非凡的远见和魄力。齐如山为此准备了数年,不仅带去了瓷器、笔墨、绣货、图画、扇子等作为礼品,还在美国剧场门前挂宫灯、场内挂纱灯,从接待员服装到幕布搭景一概是中国风,连乐器都用象牙、牛角、黄杨等定制。中国话剧创始人之一、南开大学教授张彭春则对赴美的每一台节目精心组织,这些很表面的活动,却使得梅兰芳在西方评论家眼里成为中国文化的窗口和招牌,《时代》说,只有两个人曾成功宣传过中国,一是宋美龄,一是梅兰芳。有人说"京剧酷似希腊古剧和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有人指出它有"立体派绘画、抽象的阿拉伯装饰或几何舞蹈设计所具有的那种含义"……这些评论完全是盲人摸象,却以西方人的思维将梅兰芳送入了大师殿堂。
齐如山对梅兰芳的重要性遭到了梅党其他人的妒忌,尤其是在抗战爆发后,冯耿光从追随政界和商界势力的角度,鼓动梅兰芳南迁,齐如山却坚持让梅留在北平,努力无果后给梅写了封分手信,"您自今以前,艺术日有进步;自今之后,算是停止住了"。梅兰芳点头。他们1947年或1948年在上海再次见了一面,此后齐如山去了台湾,在那有"文豪"之誉,相对的,在大陆也便被有意遮蔽了。
此外,为梅兰芳办理文墨的黄秋岳,当时被赞才高八斗,为人写寿文,五百大洋一篇,够中等人家过一年,却乐得为梅兰芳打杂,还有罗瘿公、李释戡这些旧学底子很深的人,对诗歌、词曲颇有研究,曾一字一句地为梅兰芳讲解,这对识字不多的戏子来说是极重要的"深造"。
罗瘿公是邱如白的另一个原型,他后来成为程砚秋的主要智囊,介绍其拜到梅兰芳的的门下执弟子礼,后又拜王瑶卿为师,由于梅的许多技艺出于王的指点,程就借此跃上一辈。这一对搭档没少给梅制造压力。
 
 
(孟小冬)
(梅兰芳与李世芳)
 
乾坤颠倒的梅孟恋
 
 
如果说梅党间有纷争,梅的女人间更如后宫政治一般。1910年,梅兰芳与名武生王毓楼的妹妹王明华结婚,后来梅党嫌王明华控制梅太厉害,就以梅幼时过继给伯父,身兼双祧(即继承两家香火)为由,迎娶了有"天桥梅兰芳"之称的坤旦福芝芳,但福的性格更为凌厉。因此当梅兰芳遇上孟小冬,身边人便热心撮合起他们。1926年8月28日的《北洋画报》也八卦梅的家事说,"梅之发妻王明华素来不喜欢福芝芳的,所以决然使其夫预约孟小冬为继室。"
孟小冬出身武生世家,她的漂亮,用袁世凯的女婿、剧评人薛观澜的话说,清末民初的雪艳琴、陆素娟等十位以美貌著称的坤伶和孟小冬比起来,都不算什么;她的嗓音,在丁秉鐩看来,"是千千万万人里难得一见的,在女须生地界,不敢说后无来者,至少可说前无古人",她在1925年(18岁)来北京前,已经誉满南方,到北京不过是要最后的承认。这一年8月的一场义务戏中,孟演《上天台》,接下来的恰是梅兰芳的《霸王别姬》,两人在上下场的交错中第一次相见。
以后,便有人安排他们同演《四郎探母》,一时"乾坤颠倒"传为美谈。1926年下半年财政总长王克敏的生日堂会上,他们合演一出《游龙戏凤》更是让人浮想联翩:"一个是须生之皇,一个是旦角之王,王皇同场,珠联璧合。"
1927年春节过后不久,在冯耿光的公馆里,为梅孟二人举行了婚礼。因为说好孟是准备递补当时肺病在身的王明华的,所以孟小冬"暂时"被"藏"了起来:"纵是坤生第一,也只好光彩黯然收"。孟小冬显然甘心换取这样的甜蜜。有一幅照片中,梅兰芳用手朝墙壁上投影做动物的形状,右边题着孟的问:"你在那里作什么阿?"左边题着梅的答:"我在这里作鹅影呢。"
但在9月14日,一个孟的崇拜者、大学生李志刚,因为她久不登台,迁怒于梅兰芳,于是要到冯宅杀他,结果与梅相熟的记者张汉举自告奋勇出去,身中数枪做了替死鬼。李被击毙枭首示众三日,但小报却抓住此事不放,流言蜚语铺天盖地,甚至说孟是那青年的未婚妻,梅是夺人之爱。这对梅兰芳"完人"的名声是极大的伤害,福芝芳更以一句"大爷的命要紧",让许多讨厌她的梅党站到了自己一边。孟小冬一气之下跑去天津唱戏,并以男儿装出入社交场合,《天津商报》特辟"孟话"专栏,称孟小冬为"冬皇",高呼"吾皇万岁"!
做事谨慎冲淡的梅兰芳,对此不免皱眉,但还是准备带孟小冬访美,他准备的墨盒中有一个就刻着孟小冬扮的古装像。此时已经怀孕的福芝芳毅然请日医堕胎,也要跟去,血光之下,梅兰芳只好谁都不带。
1930年8月,梅兰芳的祧母(即梅雨田的妻子)去世,孟小冬去梅宅奔丧,却被下人口称"孟大小姐"拦了出去,因为再次怀孕的福芝芳又一次以人命相逼。梅兰芳做事一贯"无可无不可",但在名分上的沉默却让孟小冬感到一片虚空,分手后,她绝食、生病、避居津沪、参禅学佛,直到1938年拜到余叔岩的门下,但身体已然有了很大的损伤,之后再难应付长时间的演出。她晚年曾对挚友透露说分手后生下一女,不过因为心中有气,不喜欢,便送了人,后来女儿长大成人,曾提出赴港探母,因故未能成行。
梅党当中,齐如山和冯耿光分领"捧福派"和"捧孟派", 余叔岩都受牵连,其艺术被齐如山损为"不值一谈"。冯耿光虽然喜欢孟小冬,但也说她心高气傲,需要"人服侍",而福芝芳却可"服侍人",为梅兰芳终生幸福计,只好分手。
孟小冬随余叔岩学戏五年,后者当年遍学诸家之长,为人狷介清高,除了学到半途就登台赚钱的李少春外,只收了孟这一个得意的弟子,两人颇为相惜。孟小冬亦是在余叔岩最后的时日服侍左右,虽然很注意打点讨好余府上下,但余死后,其续弦夫人还是将他手抄的祖传秘本、工尺曲谱本统统烧掉,正是做给孟看的。
坊间传闻,孟小冬与梅兰芳最宠爱的大弟子李世芳也有过一段感情,甚至是造成李离开老师,最后飞机失事的原因。但从遇难时间1947年1月来看,孟小冬当时已入杜月笙府邸,关联性并不大。但梅兰芳对李的感情确实很深,因为他长相酷似自己才收为徒弟,并常关起门来亲自授艺,一时有"小梅兰芳"之称。他陪梅兰芳唱的最后一场是《金山寺》和《断桥》,这让梅兰芳在很多年里都不愿意碰这两段青蛇戏,直到建国后提携梅葆玖才重新拾起。
孟小冬嫁杜月笙,因为她和杜的第四位太太姚玉兰有金兰之交,姚玉兰本想引入孟来对付其他几位太,等到杜和孟"嗲是嗲得来",她又不免怨恨。余叔岩的女儿余慧清说,"孟小冬同梅兰芳离婚后,曾对我们姐妹说,她以后再也不要嫁人,又说不嫁则已,要嫁就要嫁一位跺脚乱颤的人。"这个跺脚在1947年杜月笙六十生日堂会上让梅兰芳见识了。因为搞祝寿兼赈灾义演,名角如云,包括抗战间辍演八年的梅兰芳和约定自此后只给杜月笙一个人唱的孟小冬。梅唱八天,孟唱两天,互不碰面。正式演出那天,车水马龙,马连良要看戏,都只能请经理在过道里加个凳子。各界人士赠的花篮则排了一里路长,全部花篮折款高达百亿,在通货膨胀的当时也是巨款。而据梅兰芳的管事姚玉芙说,孟小冬唱了两场《搜孤救孤》,梅兰芳在家听了两遍电台转播。
虽然张伯驹把杜孟的婚姻称为地狱,但孟小冬说不唱就不唱,将老生带到登峰造极的余派从此成绝响。这个女人身上的硬气和委屈,其戏剧性独立出来比梅兰芳更精彩:梅兰芳、余叔岩、杜月笙,三世传奇,梅不过占了一段。
 
 
 
(四大名旦合影)
从戏子到艺术家
 
三十年代,中国从清末到现在能拎出来称为"大师"的,八成都在北京城里,除了鲁迅等少数人外,他们都听戏,即使不直接写文章捧具体的演员和剧目,但心里已经给京剧留出了位置,而梅兰芳则率先从伶人的身份占据了那个位置,成了艺术家。
他去苏联时,拜访了电影导演爱森斯坦、戏剧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后来和后两者并称"世界三大表演理论";去美国更是见了卓别林、玛丽·香克馥等人。在不少艺人沉迷于宗教,像谭鑫培和杨小楼都涉道教、郝寿臣还入了天主教时,梅兰芳却从陈师曾、姚茫父学画佛像,书房中常悬金冬心的《扫饭僧》,吴昌硕给他的画题诗说:"赢为梅花初写罢,陪君禅语立香南。"这就接上了中国文人禅的传统,被其推崇也就自然而然了。
无论是性别颠倒,还是他塑造的那些人物的悲欢,梅兰芳的艺术都沉浸在一种极致的冲击之中,在生活中,只好凭借"不禅而禅"来换取心灵的宁静,反而处处如鱼得水。有研究说,梅兰芳在许多事上都显示出一种"无可无不可"的随和态度。在票界,有人登台请教他,他必说"错不了",演出后再问,则必说"不容易"。所以票界都很崇拜他。
梅兰芳做事审慎而准确,在京剧的改革上,他也是"扭秧歌"式地前进——每进两步或三步,就退一步,每有改革,就让梅党搜集观众的反馈,决不让观众在某晚看到一个全新的梅兰芳。他做戏从容,为人更是从容,甚至在罢演后还养活着很多人,因此建国后周恩来特许他保留自己的私人剧团以维持开支。
 
 
梅、程之争:"鸦片"和"吗啡"
梅的一生有几个对手:民国初年是王蕙芳、1923起是尚小云,程砚秋在1922、1923年两赴上海,风靡沪上,但直到1933年才成为劲敌。荀慧生大放异彩在1925年,他在王瑶卿、陈墨香的帮助下,完成了《玉堂春》的改编,其在下层观众中受到的欢迎一度超过了其他三位。
不过,尚、荀二位都无追赶梅兰芳的野心,程砚秋却常把意思显露在外面。他的智囊罗瘿公知道梅兰芳的"人缘"太好,"党徒甚胜",常常提醒他注意谦虚有礼,所以"梅、程之间尽管激烈竞争,彼此一争高下,却都是不露声色,不动肝火,一副温良恭俭。"(章诒和语)
但程砚秋有着典型的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派,导演吴祖光回忆说"他抽烟抽的是粗大的烈性雪茄烟,……喝酒也喝烈性的白酒,而且酒量很大,饮必豪饮。1927年程还只是四大名旦中的老四,到1931年却连推《荒山泪》和《春闺梦》,影射政治时事,与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对中原大战和蒋桂之战的批评互相唱和,一时反响极大。喜欢找"微言大义"的戏评家们因此将之捧到天上。此外,他还傍上了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抓住退还庚子赔款的时机,在南京成立了戏曲音乐院,李石曾任院长,程砚秋任副院长兼北平分院院长,一时笼络了许多名流担任教师,又频频让戏给学生,使其忠诚于"程派"路子。
在梅兰芳声势浩大的美国之行后,程砚秋独辟蹊径,在1931年深秋只身游学欧洲,在法国发表了《中国戏曲与和平运动》的演讲。回来后写成的报告书里,表面是对京剧改革的建议,骨子里却充满了对中西文化、政治、经济的尖锐对比和思考,他努力学德语和法语,能用法语公开演讲,并筹备下一步去欧洲演出,却被二战的爆发耽搁,错过了赶超梅兰芳的最好机会。因此他从内心深处对战争充满愤怒,超过梨园中的任何人。
1942年9月在前门火车站被日伪铁路警宪便衣搜身时,程砚秋把他们全部打翻在地,代价就是此后宪兵和特务一直盯着他,还闯入其寓所搜捕。于是第二年3月,程砚秋索性在北京海淀青龙桥、红山口、黑山扈等处购地务农,闲来读史书。周恩来对程砚秋极为欣赏,解放刚进城时,就亲自造访他在报子胡同的家;1957年入党时,周和贺龙是其介绍人。但还是对他说,"你在旧社会中孤芳自赏,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是很可贵的;但是在新社会中仍然这样做,就容易脱离群众,走向反面……"
梅、程同为花旦,却一柔一刚,以至于台湾的戏曲研究家齐崧说:"如果听梅兰芳的戏是等于吃鸦片,那么听程砚秋就等于是打吗啡。因为吃鸦片尚有戒除的可能;而一旦打上吗啡,则很难了,最后惟有以身相殉。"
程砚秋1958年3月去世后,他的英气逼人仍然是梅兰芳为国庆十周年排新戏,以及决定入党的一个阴影。但无疑,梅兰芳用多出来的3年再次将程甩开了距离。
(梅兰芳入党)
 
"完人"的盖棺论定
 
梅兰芳这一生专心京戏,但他躲不开政治,他曾为蒋介石唱戏,也曾为毛泽东唱,他要到大户人家唱堂会,也为执政者祝寿,他要懂得周旋,"既要谦恭有礼,又落落大方;他从一道道劈面压来的难关之下闪身而过,又利用诸强的对峙而抬高身价"(徐城北语)。
1935年去苏联,梅兰芳本是被利用,因为斯大林把中东铁路卖给了伪满,为平息中国人的愤怒,而由文化部门出面,邀请他和胡蝶访苏。但梅兰芳把这次出访处理成了一次提升的机会。他有底线,比如坚决不参加伪满的庆典,去苏联时甚至拒绝途经伪满土地,因此坐轮船走日本海岸,在那里日本人还为他开了一次欢迎会。包括后来蓄须明志的故事,他当然比一般的戏子要珍惜品格,不能让自己"脏"了。但主要还是在退,因为访美苏后,他的声誉日隆,本想有一番大作为,但战争爆发,他只好以退为进,先退至上海,再退至香港,两地却同样沦陷,且没有北京那么大的欣赏市场,索性隐退。他当然也在躲避日本人,但日本方面来的人不过是个说广东话的"课长",彼此没谈成但也没有伤和气。
关于抗战期间的爱国故事,本来程砚秋对日本人的拒绝和抵抗更加单纯真诚、直抒胸臆,不过只有梅兰芳"蓄须明志"才能走入历史教科书,这不能不说是梅兰芳在政治领域的成功;一方面,他成为一个艺人爱国的典范,另一方面也彻底遮蔽掉了程砚秋的光彩。
梅兰芳一生谨慎,步子迈得最大的不过是在京剧改革上,但在建国后提出改革的"移步不换形"论后,他遭到了一次温和的批判,此后更加谨慎,安然度过三反五反,又顺利从整风走过反右,在1961年8月8日去世。《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大幅讣告。陈毅主持了追悼会,周恩来批准从国库取出存放多年的一副阴沉木棺,为其举行国葬。可谓生得其时,死得其时,一个"完人"盖棺论定,不仅躲过了"文革"中程蝶衣那样的遭难,直至今天都仍然完美得有些不真实。
 
(资料来源:梅兰芳口述、许姬传等著《梅兰芳回忆录》、徐城北著《梅兰芳艺术谭》、齐如山著《梅兰芳访美记》、许锦文著《梨园冬皇孟小冬传》等)
 
副稿1
                             梅兰芳的收入
 
1913年梅兰芳跟王凤卿(凤二爷)第一次去上海时,王唱头牌包月银三千二百元,梅唱二牌一千八百元。那时主要还是为见识世面。
到20年代,北京城内平均每天都能有一次堂会,但此时名角涌出来的更多,头牌一周也只能演两三次,盈余有限。只好往外走,因为到了天津是双包银,上海则是四倍。
名角们的另一项收入是灌唱片,1921年杨小楼、梅兰芳灌,每张从一百元到二百元不等,20年代中后期更是疯涨,名净郝寿臣要买一处上好的宅子,索价一千二百大洋,灌了两个片子就拿到了。
而按一份1933年的票价等级: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马连良每张一元二角,杨小楼虽贵为"国剧宗师",就算与名净郝寿臣同台,也不过一元稍多,其他的如岩菊朋、谭富英等,前排票不过七、八角,梅兰芳却是每张二元。
抗战期间,梅兰芳曾有一笔高额存款被日本人冻结在香港的银行里。
 
 
副稿3
梅兰芳大事表
1894年10月22日,出生于北京前门外李铁拐斜街的梨园世家
1900年因家道中落,迁至百顺胡同,与杨小楼为邻
1904年8月17日,首次登台演"织女"
1907年,正式搭班"喜连成"
1910年,与名武生王毓楼的妹妹王明华结婚
1911年,第一次在北京演新腔《玉堂春》大获成功
1913年,首赴上海演出,
1914年,初排时装新戏《孽海波澜》,第二年又集中创制新戏多部,并开始学画。
1916年,与杨小楼首次合作《春秋配》
1919年,首赴日本演出,程砚秋拜到门下;首次赴南通演出,结识欧阳予倩和实业家张謇
1920年,首次拍摄无声电影《春香闹学》和《天女散花》。结识齐白石。
1921年,与杨小楼组"崇林社"。与福芝芳结婚
1922年,北京首演《霸王别姬》;赴港演出
1924年5月,与印度文豪泰戈尔相聚;第二次赴日本演出
1925年11月与美国舞蹈家肖恩夫妇在北京同台献艺。
1926年,在北京寓所接待了大量外宾,包括瑞典王储夫妇。
1928年,第二次赴香港演出
1930年,赴美演出72天,获"文学博士"荣誉头衔
1931年,与余叔岩、齐如山、张伯驹等人创办"国剧学会";第三次赴港
1932年,迁居上海
1935年,首次赴苏联演出,结识高尔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耶荷德、爱森斯坦、布莱希特等名士。
1936年,收李世芳为徒
1938年,赴香港演出后,独自留下,从此暂别舞台
1941年,香港沦陷,"蓄须明志"
1942年,返回上海,专心习画
1945年,重返舞台
1947年,李世芳因飞机失事遇难
1948年,主演费穆导演的彩色影片《生死恨》
1949年,参加开国大典
1951年,被任命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全家迁回北京
1952年,赴朝鲜战场慰问;赴维也纳参加世界和平大会
1955年,被任命为中国京剧院院长
195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1年8月8日,病逝。
 
(根据《梅兰芳回忆录》整理)
 
 
 
更多精彩内容请见2008年12月号《电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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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木雕作品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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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木雕作品鉴赏——综合类


天生圣人挂屏
      纵41.8厘米  横48.3厘米
      红漆地,人物、花卉、边饰贴金。方框内透雕如意牡丹,屏心深浮雕天生圣人,富贵子孙图。左下角镌“阿芝”阴文篆书方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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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人物高背脸盆架
      通高100厘米  高背顶宽48.5厘米  腿高72.5厘米  盆架座宽53.5厘米
      脸盆架为上下两层,直柱形腿,顶端外翘。红漆地,人物花草贴金。高背顶部深浮雕对称二龙,中作半团寿纹。上层扁方框内透雕对称牡丹,中空为置镜处。两翼透雕如意云头,中间    为对称蝙蝠纹组成宝瓶形盆景,内雕山水、树石和水浒人物故事。左下角镌“濒生”阳文楷书长方款。下端两层扁方框内透雕如意云头,中间作牡丹花边夹层(放盥洗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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瓣狮舞绣球花饰板  (一对)
      纵13厘米  横24厘米
      床上的花板,长方形,边框涂红漆,内以透雕、黑漆彩带为衬地,深浮雕、贴金,狮舞绣球对称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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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箫引凤花饰板
      纵1 7.2厘米  横38.3厘米
      床上的花板,红漆地,边框和图案贴金,山石涂黑漆。深浮雕,山水间葵花盛开,一仕女罗衣锦裙,吹箫引来凤凰在空中回翔,身后一个小童拍手喝彩。(摘自:《齐白石竹木雕精选集》

御赐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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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08-11-30 通过 中国报道周刊 作者:chinaweekly

  "右派"原本是西方政治中沿用的一个指派的术语,偶然间于1957年被上皇又派上了大用场:用来指称数十万被认定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资产階級右派份子人,称为"右派份子",简称"右派",当时我还是正在校读书的一个大学生,并且是共青团支书,为响应黨的号召而突然被打为了"右派份子",当时我还不满二十一岁,不明不白就与这"右派"二字沾上了,二十一年后,说这是"错划",说来真是有趣,这一错就一辈子也甩不掉这 "右派"二字了,这真是"御赐之名"。

  按大英百科全书的世界通行的解释,"右派份子"是指 "当时在中國要求在中國共產黨领导下实行民主的人",这些是被中共认为是敌人。表面上说不用法律手段而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处置(实际是任意作非法处置),并列为"地、富、反、坏、右"的五类份子,加以專政、改造。这是一个倒霉的名字,谁也不想要它,不过百姓们从实际中也有不少人认知是"右派并非坏人",朋友、熟人们当面是决不称呼它的,只中说"曾举了右手",或用右手示意一下,或只轻声说一个"右"字,我在这样的屈辱中埋头渡过了艰辛的五年,黨决定对其"改造"好了的于以"摘帽,不再视为右派份子",于1962年未宣布摘了我的右派帽子,我当了五年(21岁26岁)右派份子。

  此后我满以为真的"不再视为右派份子"了,可却还是被称为"摘帽右派",其处境不仅没有丝毫改善,反而借压缩之名,竟用欺骗之法把我骗回原籍令其自谋生计,这使我感同身受,原来这"摘帽右派"仍是"右派"啊!不过按老百姓中实感"右派并非坏人"的人越来越多,我也于1966年遇到了爱上我这个"摘帽右派"的姑娘,并结婚生子,她还说"下辈子你如果还当右派,我们娘儿仨还愿意跟着你!"(这是最为动人的情话)。在历经长达二十一年的折磨后,于1978年冬黨又决定:这些人的绝大部份(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都是被"错划",他们并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资产階級右派份子,应给以"改正",我也属于错划之列,结束了我又当了十六年的(26岁到43岁) "摘帽右派"。

  恢复了工作,又做了教师,当年的难友们都戏称为"五七同胞"、"五七同学"、"五七友人"、"五七难友"、"五七进士"、"丁酉进士"……就是避开这个不祥的"右"字,既然黨也公开决定并一一发文,认定为"错划",就是说原就不是"右派份子",是划错了的,这改正后,便与"右派"无关了(正如乘火车时上错了车箱,本是8号车葙的,却上了6号车葙,这时,只要离开6号车葙回到了8号车葙后,便与曾上错了的6号车葙无关了),可这时在官方的意识下又称为"改正右派",仍叫你离不开"右派"二字,总是要留个羞辱给你,因为这总是一个需要保留并不断制造对立面以供打击与批判用来维持其统治的制度,所以口头上说是改正,其实是没有认真认错下的不得已之为,所以也就没有相应的道歉与赔偿,这样就是在事实上认同了这"改正右派"之说,就这样不明不白(官方禁止,民间却私议)过了近三十年(从43岁到如今七十多岁)的"改正右派"的日子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真像的大量揭开,人们认识到了当年的"右派份子"都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先知先觉,(大量的即使是错划了的右派,也是当时多有接近右派之言行,并在长达二十多年的坚持中,是多么的不易与坚强,这叫难能可贵),今天的许多有益的言论与举措都比当年的"右派"还"右",这"右派"二字又成了光荣之语了,大右派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在回忆他父亲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希望右派这两个字永远保留下去,它永远属于章伯钧,属于我最亲爱的爸爸。"(这是在得知当局仅仅为了使运动正确一说存在,必须保留几个右派不改,其中又必须有大右派,于是决定对章伯钧不改之后写的),更有大量颂扬右派的文字在海内外广为传播。

  当年官方用这二字意在羞辱,妻子用这两个字意在深爱,而今民间用这二字却意在褒扬了,近日(2008年3月4日)张耀杰在《博克中國》上发《我所尊敬的右派老人》一文中,竟列上了我的名字,使我又公开成了"右派老人"而被"尊敬",五十多年了,已是风烛残年之人,仍摆不脱这"右派"二字!一辈子也甩不掉这有关这"御赐"之"右派"二字,真有趣。

  作者:贺承业


作者: 贺承业 发布于 中国报道周刊, 2008-11-30.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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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28日星期五

魂归中国的司徒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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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08-11-28 通过 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

  1962年,86岁的司徒雷登在华盛顿走完他人生最后的旅程。而早在7年之前他就留下遗嘱:要把自己的骨灰安葬在燕京大学(即后来的北京大学)妻子的墓地旁。在那篇传诵一时的《别了,司徒雷登》中,司徒雷登因为成了"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在其逝世后若干年里,他的助手兼挚友傅泾波虽用尽各种努力而无法实现其心愿。2008年,在多方努力下,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于杭州安贤园。就在外界对安葬做出种种政治解读时,替父亲傅泾波了却心愿的傅履仁却平静地说,其实,这不过是一个热爱中国的美国老人,终于完成他人生最后的一个愿望。

主笔◎李菁

                    落土杭州

  11月17日,杭州半山安贤园,身着深蓝西装的傅履仁一脸肃穆地凝视着他面前的墓碑,墓碑上的字很简单: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傅履仁说,"他的老朋友、也是我的父亲傅泾波尽他一生的努力没有成功,今天我们终于把这件大事完成,司徒雷登和我父亲也可以安息了"。
  专程赶到杭州出席安葬仪式的美国驻华大使雷德,称司徒雷登是"杭州的儿子":"中国是司徒先生热爱的国家,司徒先生也完成了他的旅程,因为他出生在杭州,今天他回到了这里。"雷德更多提到的是司徒雷登作为燕京大学校长这一教育家的身份,赞扬司徒雷登为当时的燕京大学、也为后来北京大学打下的良好基础,最后意味深长地说:"如果司徒大使地下有知,他看到今天两国关系的发展和两国人民的友谊,我确信他会非常高兴的。"
  雷德大使及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康碧翠(Beatrice Camp)女士的出席,引来了外界的关注。"其实我并不想把它变成一个大事件。"傅履仁在接受采访时很坦率地说。他也透露了许多不为外界所知的故事。
  傅履仁说,当骨灰之事终于落实后,他的初衷是想一个人把司徒雷登"安安静静地带过来"安葬。可是后来他发现,如何将骨灰带来,却是一个具体而棘手的问题。
  司徒雷登去世后,其骨灰一直由傅泾波保存在华盛顿的家中,傅履仁的记忆中,"放在家里供着"。骨灰盒外表是一个木制盒子,上面有一个铁把手,拎起来有35磅重(约16公斤)。军人出身的傅履仁知道,美国的航空安全管理非常严格,如果是他自己私人携带回中国,恐怕很难通过机场的安全检查。
  傅履仁于是委托他的朋友,前任驻华大使芮效俭(Stapleton Roy)与TSA(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咨询此事。TSA的答复是如果以私人身份运,恐怕会有很大麻烦。他们建议傅履仁将骨灰盒拿到殡仪馆,让他们帮忙把骨灰取出来。"我找到殡仪馆,他们帮我取掉木盒子上的四个大铆钉,打开一看,发现里面是一个铜焊的结结实实的密封盒子,如果想把骨灰取出来,只能把它全熔掉。"于是不得不放弃这个想法。
  "这时我太太提出,司徒先生是前驻华大使,你为什么不走一下国务院的渠道?"傅履仁眼睛一亮,于是试着跟美国国务院联系,但一直没有回信。傅履仁还曾想找到白宫,在布什总统今年8月率团参加奥运会开幕式时,将司徒雷登的骨灰带过来,但考虑再三,又觉得不妥。而中国这边,浙江省方面已将安葬仪式的正式日期确定下来,傅将军很是着急。某一天,他突然接到来自美国国务院的电话,对方告诉傅将军:"我们将为你运过去。"
  后来的事情顺利得让傅履仁意外。傅履仁把放在家中42年的骨灰盒送到美国国务院后,由他们安排飞机运到上海——傅履仁后来看到了美国方面的运输报告单,"他们还为司徒老先生买了一个单独的'座位'"。
  几天后美国驻华大使雷德的电子邮件,则让傅履仁有些意外。在邮件中,雷德很客气地说:我想来参加这个仪式,不知是否合适。傅履仁马上征得浙江方面的意见,后者没有表示异议。"我也没想到此事升级了。"傅履仁本来计划自己把骨灰从上海带到杭州来安葬,但上海总领馆方面表态一切由他们来处理,他们派专车专程把骨灰送到了杭州。
  傅履仁说,司徒雷登在美国也很受尊重,很多人知道他写的《在华五十年》(Fifty Years in China)一书,也知道毛泽东写的那篇文章《别了,司徒雷登》。"他们明白,毛泽东写那篇文章不是批评司徒雷登,而是批评美国的对华政策。"
  安葬仪式上,几个白发苍苍的燕京大学校友蒋彦振、国仲元等把一束洁白的百合花轻轻地放在他们老校长的墓前。国仲元后来说,很多燕京老校友在网上看到这张照片,打电话以诉欣慰之情,其中一个电话是来自吴青的,她告诉国仲元:"如果我父母(吴文藻与冰心)知道了,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沉重的遗愿

  "临来中国之前,我特地赶到华盛顿父母的墓地去,我在心里默默地跟他们说:这件事情我终于完成了……"傅履仁长舒一口气,缓缓地说。
  傅履仁说,司徒雷登中风后,父亲傅泾波将他接到家里照顾。在傅履仁眼里,父亲傅泾波对待司徒雷登,像亲生儿子对待自己的父亲一般。1955年,从中风中痊愈的司徒雷登留下遗嘱,一是希望死后能把骨灰安葬在燕京大学妻子的墓地旁,二是希望父亲能设法把1946年11月周恩来送他的一只中国明代的五色花瓶归还中国。于是完成司徒先生的遗愿就成了傅泾波晚年最重要的一件事。
  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后,龙云的儿子、美籍华人龙绳文曾组织一批有影响力的华裔来中国访问,傅泾波的三女儿傅海澜是其中一员。临行前,傅泾波托女儿将写给周恩来的信带到中国,傅泾波称周恩来为"周先生",内容只是客套性问候,并无实质性内容。但是收到这封信,周恩来立即向傅泾波发出了秘密邀请。1973年,在离开中国24年后,傅泾波偕夫人一道回到中国,在北京住了10个月,并在有关部门安排下,在司徒雷登的故居"临湖轩"与燕大的老朋友见了面。1984年,傅泾波再次回国时,中国方面希望他能在促进海峡两岸统一问题上再发挥作用。这两次访华,傅泾波都提出司徒雷登骨灰回燕园事,但未获答复。
  著有《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的林孟熹是燕京大学毕业生,他当年曾访问过傅泾波,就骨灰安葬的曲折做了颇为详尽的描述。林孟熹在书中回忆,1985年11月,他与傅泾波会面,"临别前泾波嘱我代拟一封致邓小平函,恳请同意司徒骨灰回葬燕园,以及将当年周恩来赠与司徒的花瓶送回中国。该函强调司徒生于中国,视中国为故乡,双亲尤其爱妻均葬于中国,回葬一事望从人道主义考虑,而不涉及司徒之历史评价"。
  不久,傅泾波回函林孟熹,告之时任中国驻美大使韩叙约定来傅宅商谈此事。不久,傅泾波接到答复:中国有关部门经协商,同意接收周总理1946年赠给司徒雷登的花瓶,将其存放在南京梅园新村;同意司徒雷登的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名义安葬于临湖轩。
  遗憾的是,那时傅泾波与身边的朋友并没意识到,这是一个充满变数的事情。当时,大家的意见是:墓碑设计和加工还需要一定时间,而冬天将至,已86岁的傅泾波不宜远行,因此计划等到第二年5月份回中国再举行仪式。不料,不久就陆续传来消息:北京大学方面有些人反对此事。
  1987年4月,国仲元从国家教委借调到中国驻美使馆教育处工作。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情,便是陪同使馆负责教育的公使衔参赞倪孟雄,去傅家通知骨灰安葬暂缓之事。此后,再也没有任何来自中国官方的消息。"暂缓"到何时,没有人给出答案。此后,1988年10月,傅泾波带着未竟的心愿离开了人世。"父亲这一生见证了近代历史很多重大事情,但最遗憾的是他从来没有写过自传,也没有为我们留下什么回忆性的东西。"傅履仁说,因为自己从身军界,父亲也很少跟他提及这些事情,"他说,儿子,不是我不告诉你,而是因为以后如果被别人问起的时候,你可以诚实地说'我不知道'"。

                     艰难的回归

  "父亲去世前,一直希望司徒雷登赶紧落土为安。我知道这是一个心事。"傅泾波去世之后,实现司徒雷登的遗愿,自然落在傅家第二代身上。
  出生于北京的傅履仁,大学毕业后投身军界,在33年的军旅生涯中,他一步一步做到了美国陆军法务总监的职位。1989年傅履仁获得少将军衔,成为美国陆军第一个得到将军头衔的华裔。1995年,在前任美国国务卿黑格将军的推荐下,退役后的傅履仁出任麦道公司驻北京总裁。
  重返北京生活的时候,傅履仁还特地找到北大临湖轩,那是他童年时见到"洋爷爷"司徒雷登的地方。傅履仁还记得临湖轩门口有一块大石头,上面用中、英文写着:司徒雷登曾居住之处。可是第二次再回去看,那个石头已被人刨走了。司徒雷登的妻子爱琳跟随他在中国生活了22年之后,1926年6月5日在北京去世。去世那天正好是燕京大学新校园建成搬家之日,她的灵柩下葬在新落成的燕京大学校园旁的燕大公墓里,但现在也不知所终。
  1998年克林顿访华前,傅履仁也通过种种渠道向克林顿访华的先遣人员、驻华使馆等表达了这个愿望。克林顿在北大演讲时,用了这样一个开场白:"1919年6月,就在这里,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司徒雷登准备发表第一个毕业典礼致辞。他准时出场,但学生一个未到。学生们为了振兴中国的政治文化,全部走上街头领导'五四'运动去了。我读到这个故事后,希望今天当我走进这个礼堂时,会有人坐在这里。"傅履仁说,克林顿对司徒雷登巧妙提及的背后,其实也是他运用各方力量推动的结果,但当时也只能做到那个程度而已。"中国方面,我听说一直找到了外交部最高层,但得到的反馈是,'时间还不对'。"
  1999年,傅家得到消息:北京大学方面就司徒雷登骨灰安葬于燕园一事进行了研究,认为按照人道主义原则应予同意,但宜低调进行,并已将此意见上报中央。可是,不久,便发生了美国导弹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中美关系一度陷于紧张,骨灰之事再也没有提及。
  这些年来,傅履仁越来越感到完成这个使命之急迫。"这么多年了,我是他们最后的希望,如果完不成的话,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到我儿子这一代,连汉语都不会讲了,难道还要把这个使命交给他们继续来完成?"傅履仁说,司徒雷登只有一个儿子,也是传教士,娶了一个寡妇,上世纪80年代在密密西比一个小城市去世,他还参加了那场葬礼。司徒雷登还有一个弟弟,也很早就过世了。"我是他们最后的希望!"2006年,本刊记者访问傅履仁时,他再一次郑重地提出此事,也不掩焦急之情。此后,新华社某部门在看到该文之后,专门前来了解情况,写了一份内参报道了此事。
  当时,傅履仁并没有意识到,没过多久,他就迎来了柳暗花明的一天。傅履仁回忆,转机源于一次不经意的会面。2006年,刚刚出任第四任百人会会长的傅履仁,在美国与到访的浙江省政府代表团有一次会面——"百人会"是由贝聿铭和马友友等美籍华人在纽约发起、由在美杰出华人组成的一个组织。前华盛顿州州长骆家辉、流行病专家何大一、雅虎公司创办人杨致远、神探李昌钰和陈香梅、吴宇森、谭盾等都是会员。会谈期间,傅履仁很自然聊到了司徒雷登,令傅履仁颇感意外的是,不久,傅履仁回国访问中国时,浙江省外事办公室方面主动谈及此事,这一次,傅履仁也第一次看到了司徒雷登的故居。
  司徒雷登去世后,傅家人将其遗物整理在一个大皮箱里,存放于傅家3楼上。当年,包括阎锡山、孙立人、陈立夫、朱家骅、周至柔等一些民国要人也送了司徒雷登很多字画,2007年11月,傅履仁与姐姐傅铎若、傅海澜将这批遗物悉数捐给了司徒雷登故居纪念馆。傅履仁还找到了司徒雷登在1946年获得的一枚杭州荣誉市民钥匙,上面镌刻着西湖三潭印月图案,司徒雷登是唯一获得此殊荣的外国人。经过整整60年历史沧桑,它又回到了原点杭州。
  也是在这次杭州之行当中,浙江方面向傅履仁确认了安贤园安葬之事。傅履仁与作为燕京校友的国仲元一起去看了墓地,傅履仁对浙江方面的工作表示满意,他只在两个小细节上有不同意见:一是傅履仁觉得对方选的墓碑上的照片太年轻了,他提议换一张。另外,在如何称呼司徒雷登上,傅履仁认为"燕京大学创始人"的头衔比较妥当,与浙江方面几经商议,最后写成"燕京大学的首任校长"。
  国仲元透露,对于安葬于杭州这个结果,最初燕大校友会内部也是意见不一。"有的校友认为还是应该坚持葬回燕园,有的认为应该将司徒雷登父母的骨灰找到后,一起安葬。"而经历了种种曲折的傅履仁的态度则很明确:避免节外生枝。可是综合几方面考虑,大家最终还是认同,葬于杭州,是第一选择。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第44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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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26日星期三

转帖:马克思《资本论》的当代价值

原贴链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11/27/content_10419107.htm


 在《资本论》发表之后的140年里,科学技术发展经历了多次的革命性飞跃,社会经济运行方式也已经从传统的“殖民时代”跨入了全球化时代,人类的文化精神生活和思想理论也波澜起伏。于是,有人就怀疑:140年前的《资本论》在当代是不是已经过时了?还有多大的现实价值?近日由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和上海财经大学联合发起组织的“马克思《资本论》及其当代价值”的国际研讨会在沪召开,传递出一个重要而又明确的信息——在140周年后的今天,马克思的《资本论》依然具有巨大的认识价值。

    《资本论》与劳动力政治经济学

    资本主义社会的剩余价值由劳动力创造,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重要观点。来自加拿大的罗宾·维利教授指出(刘志广编译),这一观点也为我们解释现在的经济挑战和劳资关系提供了重要视角。中国现在仍处在转型之中,其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就是劳动力的作用以及马克思主义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工业化过程中劳资关系变化所带来的挑战。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资本对自身的认识没有社会界限,其任务是通过自然和社会各种要素的最大化利用来实现保值增值。如果劳动力被作为一种资源来经营,并且人被看作是选择性的行动者,那么管理就是必要的。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化,私人资本自主性的增长将促使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探索间接管理劳动者的系列模式。

    罗宾·维利指出了值得中国注意的两个转型国家的实践,一是俄罗斯在2001年颁布的新劳动法,促使新的工会组织注重在提高报酬、劳动过程保障、集体谈判等方面寻求新的平衡,而不是单纯盯住福利。这样,在俄罗斯就形成了一个政府和工会参与的双重劳资关系管理体制,其劳资矛盾与冲突主要发生在企业层面,而不是国家层面。二是韩国在1960年至1996年期间,在从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劳动力最初被看作是被高度管理和控制的商品,由国家批准的工会进行组织。但随着劳动力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韩国临时工的比重超过了工人队伍的50%,从而产生了一个分裂的劳动力市场。为此,韩国政府在2007年为保证非固定工的基本权益颁布了新的法律,但正如马克思谈到英国工厂法颁布后雇主的反应一样,逃避义务是可想而知的。虽然俄罗斯和韩国的经验对于中国政策选择的借鉴是有限的,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对于相对和绝对剩余价值的获取,以及所面临的挑战及产生的影响是有普遍意义的。例如,怎么管理劳资关系?什么是劳动法?在政府和工会参与的双重管理体制下,雇主与雇员在多大程度上自发地处理劳资关系?中国在进一步加快市场化建设过程中,必须通过政府行为来设置劳动的基本社会条件,以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

    《资本论》彰显当代价值

    就《资本论》和当代的关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张薰华归纳出理论界流行的几种情况:1.认真学习,掌握它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以及规律在当代的具体展开,活学活用。2.也曾努力学习,但忽视所揭示的规律,搬弄片言片语,成为教条主义者。3.未学《资本论》,或摆设几本《资本论》做做样子,无知地胡说《资本论》过时了。4.恶意反马克思主义。张薰华教授认为《资本论》在当代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是科学的发展观。当代社会都有它的物质基础的生产力发展规律,表现生产力的人际关系的生产关系,包含市场经济中商品所有者的关系的规律。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规律,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分配关系实现生产关系;价值规律以反比表现生产力,价值增殖规律以正比表现生产力,特别重要的是:关于能够提供剩余产品的农业生产力是国民经济基础的规律,以及生产力本身决定于自然条件(人口、资源、环境)的规律。叙述这些规律是《资本论》中的基本理论,也正是科学发展观,是当代社会发展应遵循的规律。但这并不意味我们要将书中这句话或那句话当作教条抱住不放,而是说它的基本理论并未过时。一方面,书中有些论点、有些科学闪光之处,马克思未具体展开,正有待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予以充分论述。另一方面,基本理论也会随着客体条件的变化而展开、丰富。因为一方面人们的认识是一个由表及里,由此及彼,逐步贴近客体的过程;另一方面客体世界又处于变化中,人们的认识也随之变化,因而理论也随之不断发展。

    中国社科院《资本论》研究中心主任裴小革认为,虽然《资本论》的作者早在100多年前,便旗帜鲜明地提出未来社会的目标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并认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发达的生产力,但这种以人为本的经济理论在其后的100多年里并没有引起很多国家决策者的高度重视。长期被人们广泛接受的传统经济理论,是一种西方经济学倡导的以物为本的经济理论。它认为财富就是物质收入,经济发展必须以物质收入的增长为核心,物质收入是唯一财富,人力只是资本、只是增加收入的手段。因此,追求物质收入的无限增加是至高无上的目标。当代《资本论》关于经济发展要“以人为中心”或者为“目的”的理论,使人们冲破西方经济学的束缚,又一次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并且,随着人力以及作为其附属物的健康、知识、科学、技术、信息、经验等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运用《资本论》,从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使最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获得全面发展和生活富裕的角度研究经济改革目标越发必要。虽然西方经济学家舒尔茨等人提出了与《资本论》的可变资本理论具有类似作用的人力资本理论,但是,由于他们抛弃了《资本论》的劳动价值论,没有说明劳动在人力取得和发挥作用中的特殊作用,也没有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只把人力作为创造物质财富工具的局限,所以,这种理论在揭示社会发展和变化的规律方面,其实远没有《资本论》可变资本理论那样科学和深刻。我们运用《资本论》研究经济改革的目标,既吸收人力资本理论中的一切合理因素,又继承被它抛弃的可变资本理论,可以使经济改革目标得到更加科学合理的解释。

    江苏学者邱飒爽、涂金坤教授指出了一种对剩余价值论的误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提出:“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但是,有人却从剩余价值论中引出“只有私有制经济存在剥削,公有制经济消灭了剥削”的偏误。以致于把只有实行社会所有制才能消灭剥削,错误地解读为实现了公有制就消灭了剥削,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解读为实现单一的传统意义上的全民所有制。要消除这些影响,就必须在《资本论》的剩余价值论详细地揭示出剥削产生的秘密以后,还要继续弄清楚马克思怎样阐述消灭剥削的条件,并在剩余价值理论的指导下,研究消灭剥削究竟和什么因素直接相关。只有这样从理论深处入手,才能廓清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否背离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的本质,才能彰显剩余价值论在社会主义消灭剥削过程中的当代价值。

    “理性经济人”假设的非科学性

    西方微观经济学历来倡导所谓“理性经济人”假设,把它作为分析人的经济行为的基点。“理性经济人”被解释为天生利己的符合人的本性的人,在某些约束下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的人。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何干强运用生产关系人格化的原理分析后指出,“理性经济人”回避了人的经济性质、经济行为与所有制之间的因果联系,把人的本性等同于一种永恒不变的自然属性,是一个有很大片面性的主观主义的概念。其实,“理性经济人”的利己性,不过是商品交换关系中商品所有权对立关系的人格化、以及由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引起的资本主义竞争关系的人格化;“理性经济人”不过是把这些关系的人格化,扩大为人的天然本性了。这其实反映了这种假设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质。可以说,“理性经济人”假设,最多在研究商品交换关系和资本主义竞争关系中有某种程度的适用性,但是,超出这些范围,就只有破坏性。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曾引用十七世纪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句话,深刻地批判了“经济人”假设导致的不良后果,他指出,“关键并不在于,当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实现的时候,也就达到私人利益的总体即普遍的利益。从这种抽象的说法反而可以得出结论:每个人都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造成的后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可见,这种假设的本身是缺乏建设性的,是消极的,分析社会主义所有制是根本不适用的。用这种假设作为分析前提,只会从理论上对公有制经济造成破坏作用。

  马克思奠定了当代生态社会主义的核心理论

    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是当前国内外理论界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时青昊认为,在《资本论》中,我们可以找到充分的证据来说明,马克思是怎样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把生态问题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联系起来。参考马克思的著作,可将其论证概括为如下几条:(1)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新陈代谢)永远是人类生存的必要的自然条件。(2)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过程中制造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在乡村,人们 “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 在城市,土壤营养物质的消耗在城市表现为环境污染,“在利用这种排泄物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浪费很大。”(3)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之间的“裂缝”是无法弥补的。既然生态循环圈出现了“裂缝”,而且还“无法弥补”,马克思认为,其根源应该在“劳动”上找,问题出在“劳动循环”上,也就是“价值循环”或者“商品循环”上。资本主义的商品循环违背了“归还的规律”,资本家不断地将剩余价值从工人那里拿走。(4)要解决环境危机,马克思认为,应该从生产关系入手,消灭产生剩余价值的根源。马克思说:“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马克思的理论构成了当代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和开端,直到今天,生态社会主义在基本理论方面仍然没有超越马克思。(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科研处 来源:社会科学报)

对马克思主义的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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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08-11-26 通过 中国教育人博客 作者:chenpingfu1

什么是迷信?迷信就是对妄想的执著。换种说法,就是不能兑现的期待。比如气功,本来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健身运动。但有人说气功能遥感诊病,隔空取物,这就被引入了歧途,变成了迷信。说到宗教信仰,每个宗教都说自己是正信,别人是迷信。怎么判别?我认为只要是提倡爱心,宽容,和平,能提升人心中的善性的宗教,都是正信。相反,宣扬仇恨,暴力,战争,挑动人心中恶性成分的宗教,就是迷信。用这个标准来衡量,马克思主义宣扬暴力阶级斗争,显然是地道的迷信。

马克思主义施虐人间已达一百多年,其邪恶丑陋的本性已充分暴露。可惜直到今天,仍有人对马克思主义十分迷信。特选其概要剖析之。

迷信思想之一,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代表了人类的崇高理想。

说这种认识是迷信,是因为马克思提供的救世方剂,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已被实践证明违反社会发展规律,根本无法兑现。对于迷信公有制的白痴,请问:谁能代表"公家"!让贪官污吏代表人民?

私有制符合天理人性。正是对私利的追逐,促进了人类的进步。私有制天然合理的将在人间存在并发展,永远不会消失。而公有制只能出现在某些人的幻想中,永远不可能成为现实。

迷信思想之二,认为资本家'剥削'工人,工人阶级只有消灭资产阶级才能求得'解放'。

'剥削'和'解放'的观念是马克思打造的假命题,完全脱离实际。资本家和工人是经济活动中的共同体,相辅相成,谁也离不开谁。他们之间虽然也有矛盾,但必然是斗而不破,斗而求进。绝不是马克思认定的你死我活,一方消灭另一方的关系。中国的刘少奇也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才会有剥削有理,剥削有功的谈话。共产国家的实践已证明,当资本家消失时,工人非但没有获得'解放',反而由原来的自由劳动者,变成了由党棍组成的特权阶级的奴隶,处境更加悲惨。

迷信思想之三,认为西方发达国家中工人处境的改善,有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这完全是一派胡言。资本主义是按它自身的发展轨道前进的。马克思的异端邪说,对世界只起破坏作用,并无任何正面的作用可言。

迷信思想之四,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好的,只是被斯大林,毛泽东这些人搞坏了。

马克思主义是好的?它的阶级斗争观点,它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有哪点是好的?当一部分人可以合理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杀害别人的生命,剥夺别人的财产,干这种十恶不赦的勾当,究竟好在哪里?正是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邪恶之根,才会结出如斯大林,毛泽东这样的魔鬼之果。也正如斯大林,毛泽东自己所宣称的那样,他们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把马克思主义种下的恶果,归罪在个人的名下,这是某党一贯的骗人手法。你若真信它,不是另一种无可救药的迷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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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5日星期三

王献章 : “上火”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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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08-11-4 通过 新语丝 作者:王献章

  ◇◇新语丝(www.xys.org)(xys3.dxiong.com)(www.xysforum.org)(xys-reader.org)◇◇      "上火"是怎么回事?      作者:王献章      你做为一个中国人,不明白什么叫"上火"?你觉得自己还像个中国人吗?  有哪个中国人不明白什么叫"上火"的?——当我问及一个同胞什么叫"上火"  时,他没有解释含义,却对我如是说。这位自称留医日本的针灸专业户还告诉我,  他工作很忙,又要申请专利,还要去美国讲学,就没有时间和我辩论了。我听了  很扫兴,本来是想弄清"上火"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却自顾忙自己的事去了。我  搁放不下,也无法搁放,因为它涉及临床和生命。患者的各种症状是客观唯一的  呀,它不允许再造重复和多元化。它最正确的诊断和最佳的治疗方案只有一个。  一般中国患者来到医生面前都会这样说,"我的孩子发热、咳嗽、嗓子疼,是  '上火'了,给我一盒清降片吧( 医生一查体温摄氏39度,一看扁桃体化脓了,  连说不行不行。家长说,说明书上写着主治发热、急性咽炎扁桃体炎);我鼻出  血,'上火'了;我感冒了,'上火'了;我因为'上火'就感冒了;我的孩子  有食了,有食火就发烧,就不想吃东西;口干舌燥嗓子疼,口周起泡,这是'上  火',给我开点儿'去火'中药吧;我浑身不舒服,说不清楚,反正是'上火';  我眼红、头晕、牙疼、便秘,是'上火'了吧?我咳嗽、胸闷、胸疼、憋气是  '心火'吧!""上火"一词几乎成为了许多患者和一些"医生"的口头禅,牵  涉的范围非常广泛,"去火"用来治病更是理所当然。不探个究竟,不给患者正  确地解释说明,就无法诊断和施治。      古医文化的传播和影响得益于汉字的传播和影响,因此它也必定囿于汉字之  魂( 人文、哲思、传统习俗、文法修辞)的传播和影响,使其始终不能摆脱传统  文化的影响和束缚。如果我们能做到,让语言文字仅仅成为一个个有声音的符号,  让这些音素、音节所代表的内涵全部是现代医学的内容,我们就不会吞食语言文  化和客观实际严重脱节的恶果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辑的《现代汉  语词典》中对"上"字的解释是:做为名词用时多表示方位,如往上看、桌子上;  做为动词用时,多表示由低到高处的动作过程或趋向或结果目的,比如上山、爬  上山、爬上了山。对"火"字的解释是:做为名词用时,指物体燃烧发的光和焰,  如火光、火花;做为形容词、动词用时多表示一种程度和状态,如买卖很火、他  火了。对组成动宾词组"上火"一词的解释是:做为动词有二个含义,一是发怒,  一是中医把大便干燥或鼻腔黏膜、口腔粘膜、结膜等发炎( 此处有受微生物感染  的意思,这是中医的概念范畴吗?)的症状叫"上火"( 无概念,只是各种症状  的代称),如他"上火" 了,眼睛红红的。很显然,我们从语法上分析,此处  "上火"一词已经从动词的含义引申到能代表许多临床症状的代词,变成一个病  称代词了。如果没有病的症状出现,单称"上火"一词是没有具体含义的。也就  是说,它没有具体概念,不是某一疾病的专用名词,用其给病人下判断是模糊的、  不具体不明确莫衷一是的。这与" 经络"解释人体解剖生理的逻辑思维形式如  出一辙,也代表了传统古医文化在思维表现形式上的概貌。      事实上,传统医学文化理论中对"上火"一词的解释远远不是《词典》中的  释义所能涵盖的。这也正好印证了"上火"一词是指代许多疾病症状的病称代词。  杨医亚主编的供医学专业用的高等医药院校教材《中医学》在病因一章中则把  "火"又列为致病原因的六淫之一。文章说,火为热之极( 热到极点是火,这是  火的解释吗?),故火与热互称( 火与热又变成了并列关系,可以相提并论了)。  火邪为病( 没说火邪是什么,只说火邪成为病),有外火与内火的区别( 现在又  扯到临床症状上了)。五气( 风寒暑湿燥)和五志( 忧思惊恐悲)在一定条件下  都有化火的可能( 什么都可以转化成火,概念无限延伸)。火热之性,燔灼焚焰,  升腾上炎,故言火性炎上( 以上论述中对火的外形和特点进行了描述,又似乎在  说病变,不知何意)。其( 在此指代火字吗)伤于人多见壮热、恶热、烦躁不安,  或疮疡红肿热痛等( 火字在句首是病因,句中句尾的诸多证候群也都是有火的意  思,都是'有火'的症状。概念不一,思维混乱,受此文化熏陶后的学子都会变  成大白痴是显而易见的)。因其性炎上,故火邪致病,又多表现于人体上部( 用  自然界火的特性用来分析人体患病特点。病因是火邪,患的病是"上火"。身体  下部的病,如大便干燥、便脓便血、肛周红肿、下肢丹毒、疖肿、肠痈、阴道流  脓、尿道流脓等是"上火"吗?它们可是在身体下部呀!),如心火上炎可见口  舌生疮( 是说心里的火邪像火一样上延到了口腔才致溃疡的。至于说火邪是什么?  心里怎么有了火邪?又是怎么从心到了口腔内?就不解释了。因为医家从来不讲  清,患者也从不去问。几千年了,都是这么过来的,习惯了,定格了,麻木了,  成理了。泰斗、报纸、电视台、官员都这样讲,难道还有错?);胃火上炎可见  牙龈肿痛( 与上雷同不解释了);肝火上炎可见目赤肿痛( 思维方式都一样)。  ——综上所述,很显然,古人在无法认清各种复杂症状的本质时,就把表面观察  到的一些疾病现象用火的颜色、势态、上趋等特点来比喻。"上火"词汇的出现,  同"经络"、"肾虚"一样,增加了汉语语言的不纯洁性,给民族的文化、思维、  方法论、学术理论的建立等带来一片混乱和不利的影响。不难发现,编者把混乱  的思维用古文加白话的语言文字形式展示给我们看。文章概念不单一、不明确、  不具体,内容不清晰,层次不分明。"火" 字统领全篇,无确切、明了、一致  的涵义。任意解释,任意取代。这种文字游戏让学者深陷玄学的泥潭,无法理解,  只有死记硬背,成为一个个名副其实的学痴、书痴。"孔已己"之流应运而生,  到处泛滥。一个丝毫不通医理,没有医疗实践,只识几个汉字的吴仪,一个洁身  自好的人,她也不愿意使自己成为欣赏古玩的表率;如果没有传统古医学文化氛  围的影响,也不会仅仅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去倡导人们读二千年前的古董《黄帝  内经》的。阳光无法关住,狐狸总会露出尾巴。历史进步的规律,科学技术的威  力,是无可匹敌的。      如果说"经络"一词是古人在看不到人体精细解剖,不懂什么是细胞的前题  下虚构而成的。同理,限于古代基础学科尚没建立,也不可能科学地解释人体的  病理改变,从而把许多临床症状从表面上用"上火"一词形象泛泛地比喻,是可  以理解的。许多患者把自己的一些临床表现和体征诸如头晕、头痛、发热、口干、  咽喉肿疼、目赤、口舌生疮、牙痛、齿龈肿疼、便秘、便脓血、咳吐黄痰或脓血、  口臭、胃灼热感、疖痈等症状统统称为"上火",也可以说给医生听。但是,作  为一个医生,绝不能停留在如此荒谬的认知阶段,而盲目给一些"怯火"药。事  实上,"上火"一病客观并不存在,"上火"一词是一个有玄学意味的抽象的代  名词。它不是指一种病或一个症状,而是许多疾病和症状的代名词。能代称许多  疾病症状的"上火"一词在人们嘴里说出来时,你得到的印象仅仅是提供了一个  患病的信号。而患者患病的信息和资料要通过各种检查手段全方位来获取,材料  必须要客观、真实、具体、详尽,而不能用"上火"、"肾虚"一类的代词来搪  塞,用把脉看舌苔来取证。那样,你就必定做出错误的判断和治疗。就要延误病  情,草菅人命。      我们在临床上看到的那些所谓的"上火"病,基本上都是感冒病所为,特别  是流行性感冒。流行性感冒每年冬季几乎都有一次周期性大流行。而其他季节呈  多发性、局部的散在流行也很常见,也容易为人们所忽视。其实,对此搞好流行  病学调查并引起医务工作者的重视,更有普遍的,有针对性的实际意义。几千年  来,甚至直到今天,我们一直受不科学的临床观察和认识方法的影响,把本来可  以看清的问题笼罩上一层个个类似"上火"一词迷惘无知的阴影,妨碍我们临床  工作的正常进行。流感病毒虽然以侵犯鼻腔、咽喉等上呼吸道为主,但引起人体  各部位的损害也不少见,如口腔粘膜的受损致口舌生疮、牙周炎;消化道病变如  呕吐、便秘或腹泻。临床上,有的患者表现为发热、咳嗽、流涕等明显的感冒症  状;而有的患者则仅仅表现为口周疱疹、食欲不振、头晕乏力、病情加重、旧病  复发、并发症突发等隐晦的临床表现。而往往这些症状轻微无发热、咳嗽、流涕  的患者,不进行详尽的流行病学调查,咽喉部也没有认真观察是否充血,就用  "上火"一词来搪塞。近日来,高血压病发生率骤然上升,有流行的迹象,仔细  检查,大多有流感病毒感染的体征。一般认为是病毒感染以后导致毛细血管痉挛,  血流阻力加大后血压升高的。流感病毒结构简单,极易侵入人体组织细胞内寄生  引起损伤及继发细菌感染并导致各种机能紊乱;也能破坏胰岛细胞使患者的血糖  升高;并能改变血液粘稠度产生血栓诱发心肌梗塞,导致严重心律失常或猝死;  还能干扰人类遗传基因系统,引起细胞畸形,进一步诱发癌变。      做为一个基层临床医生,如果身边不放着无菌的压舌板( 不知道那些中医大  师们有无此举措,也许他们注重的是把脉和舌苔)是很失职的。因为门诊患者中  最普通最常见的疾病是上呼吸道感染,不管它临床表现多么复杂,我们也会看到  扁桃体、咽部( 不压迫舌根部很难看到它们的全部)受袭后所表现的充血、红肿  甚至化脓的客观体征。其临床意义比起传统的看舌苔、把脉不知要强多少倍。然  而,传统古医文化的中国人始终没有把这看似很简单的问题重视起来,而大谈奢  谈什么上火、伤寒杂病、寒凉攻下补脾派、温热病、戾气之类的远离临床实际的  空泛的玄学理论,使患者得不到正确的诊断和及时的治疗。许多上呼吸道感染、  有并发症或病毒感染持续状态且症状不典型较隐晦的患者,他们( 甚至包括一些  临床医疗工作者)都误以为自己患了"上火"病,服一些"怯火"之类的中药或  吃一些寒凉食物和大量水果,使疾病得不到合理的护理和治疗。把本来在最佳时  机可以治愈的常见病拖延成慢性病。例如,门诊儿童扁桃体中度以上增生的患病  率几乎占三分之一,他们反复感冒、反复感染甚至反复化脓。最后,不得不忍痛  割爱,行扁桃体摘除术。      那位同胞到底也没告诉我"上火"的概念是什么,却对我讲吃烧烤、油炸、  辛辣食品就"上火"( 我真不知道他是如何训练出这种逻辑思维形式的)。他也  煞有介事地把金属针刺进人体,申请专利,要出国讲学,忙得不亦乐乎。多少年  来,我一直试图沿着"上火"文化的这条线索在临床上寻找。时间越久,我的观  察越深入,"上火"一词所涵盖的内容越来越淡化,越来越模糊,直到在我的视  野里完全消失。"上火"了,许多人都胡言乱语信口开河!难道这不是得道于古  医文化的影响吗?平民可以不计,那些大师们的言行又怎么样呢?翻开他们的著  作看看也很明明白白,又有哪一个不在胡言乱语信口开河呢?他们的逻辑思维极  其混乱,对社会对后世都会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人类是多么不幸啊!科学尚未  发达之日,宗教就抢先占据了人类大脑的空间。这些以语言符号为外衣的信息,  存在于人类的大脑中并代代相袭。世界独一无二的自成体系的中国传统医学文化  也冒以科学体系在医学科学启蒙之前就深深印在了这个有相当群体人们的大脑中,  以至于到了现代医学昌盛发达的新时代,仍有不少遗老遗少来不断彰显它的博大  精深。人类的寂寞与惶恐,对死亡的害怕,久而久之形成一种心理方面的病症,  并试图通过某种文化的渗透或肉体的刺激来调和这些紊乱以期达到某种新的平衡。  宗教、针灸、拔罐( 正常组织受到的损伤也不亚于针刺,只是脱去了经络和穴位  的外衣)等文化及时跳出来,用暗示而没有因果关系的方法,来纠正人们由于寂  寞、惶恐和害怕形成的心理病症。传统和习惯,无奈和困惑,企盼和向往,愿望  和幻想,使这些人们不觉机体损伤的痛苦,反而得到短暂的慰藉和心灵的修整而  愿意去美化和张扬它们。我很庆幸自己能有这种认识,可以摆脱传统的不科学的  古医文化的束缚,在医学科学的大道上往前走。    (XYS20081105)    ◇◇新语丝(www.xys.org)(xys3.dxiong.com)(www.xysforum.org)(xys-read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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