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29日星期二

寓言

一直以为寓言都是骗小孩子的:道理太浅显了,人人都懂。这种文字精减、没人相信的小故事,不过只是祖先在智识低下时的产物。而我们,文明多了,不需也不必再如此自欺与欺人。后来看了钱锺书先生的《重读〈伊索寓言〉》,想法有了一些改变,也不过觉得钱锺书洞察世事之深,对于寓言本身的形式性质,没有任何想法。

今天再谈到这个话题,是因为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名叫《打个大西瓜》的视频。作者和菜头(注:视频注明作者是jokelate,在和菜头个人的博客上,说明是他的作品,jokelate是他和合作者的用名)说他花了三年半时间完成这个作品。作品本身无疑十分精彩,难得一见的精彩,用创意到视频的制作都很出彩。看着看着,却想到了寓言的形式问题。

看似文明的领导、理性的谈判、正义的战争、忠诚勇敢的士兵、清晰公正的规则,不过是穿着西装革履的现代衣冠下的两个封建帝王,生灵涂炭于他们不过是一场桌上的游戏。而在世上只有彼此的时候,前一刻还兵戎相见誓死搏斗的两个人,才感到了孤单和伴侣的可贵。于是两个幸存下来的士兵,在想着女人的同时,选择了逃避这场战争,离开以前那个世界,留下其他所有的世人,参加一场又一场不断升级的战争。而我们只有在看到这个视频,或类似的作品时,才会觉得自己的可笑与无奈。

这就是寓言的力量。它可以使我们从纷繁的现象中逃离,直视本质。世事的复杂使我们变得精细,我们也因此变得高级和精制,然而人生的本质也许就会在这一过程中被忽视。我们为自己设立了一个又一个美好、纯洁而又正义的目标,他们是如此的简单而清晰。然而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我们不得不或多或少地付出一些努力,有些会很艰辛。我们的路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们为了解决一个一个的问题设计一个又一个的办法,我们专注于这些问题和办法,忘了自己真正的目标。世界太纷繁了,我们无法看清真相,也无法认清自己。于是我们在责任、义务、正义、工作中迷失了自己,我们以为把自己陷入为家庭和所爱的人而牺牲自己的梦想就是一种成熟的表现。我们以为自己的梦想与家庭和所爱的人是无法两全的选择,因此痛苦地在生活中一点点地割裂自己,埋葬自己,把自己变另一个人,为生活的重负压垮。正如《美国丽人》的那个男主角说的一样,"我虽然那时还没有死,然后与死也没有什么分别。"如果没有为生活的重负压垮呢,也许我们就该称之为成功了吧。天知道呢,反正对于当年的那个人来说,他已经死了。

生活就像一场在未知大海中的航行。然而,在大海中我们还有一个已知的目标,路途艰辛,我们还是不会忘掉那个目标。生活却不是如此,我们会忘记目标,然后告诉自己说原先的目标设立的并不对,告诉自己说人生是一场不断校正目标的旅行,我们的改变是正确的。说白了,我们只是一种做任何事都需要一个正当的可以让自己相信让自己心安的理由的动物。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还好,起码那证明我们是有道德心的动物。

寓言把一切的纷繁摈弃,舍弃一切的枝节。在这个过程中,肯定有一些有实质意义的东西也会被舍弃。不过,其中的真谛也就在这一过程中显露出来了。这就是寓言与简单的力量。

从思维的角度来说,寓言的这一作用类似于比喻。比喻也可以在我们不必详细地解释很多事情,就能够明白一些关系,一些本质。寓言的本质也就是一种比喻。不过,这种比喻与其他的比喻不同而已,本体是一种对象,而喻体则是一个故事。在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一个是道理,另一个是故事中隐藏的道理。比喻"你的脸就像红苹果一样",本体是脸,红苹果是喻体,连接它们的就是那鲜艳欲滴的红色。而在狼和小羊这个故事里,本体是"对恶人做任何正当的辩解也是无效的",而喻体则是那则故事。比喻中,本体与喻体间除了必须有共同点之外,还必须有差异。如"他的脸红得就像脸一样",这句话只是同义反复,不是比喻。因此,在寓言的比喻性中,也有这种差异。

但正如比喻一样,寓言也有一种副作用。我们一直在寻求最合适的比喻,这本身就说明有不同的比喻方式。同样的类似关系,可以存在于很多事物之间。可是,我们又怎么知道这种比喻有没有正确地形容他们之间的关系?到了这一步,我又有点糊涂了。

2009年9月24日星期四

转载:高华:蒋介石为何在大陆失败

自杨锦麟博客,杨转自东方早报。
转载东方早报访问高华文字:蒋介石为何在大陆失败?发表于 2009-09-24 18:37:58 类别:��精彩文章

  国民党马上失天下,中国历史在1949年由枪杆子翻开了新的一页。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认为,尽管国民党的失败是"历史的合力作用",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军事上的失败。作为"党国"重心,以一人领党、国、军,蒋介石对军事失败负有最大的责任。
  1962年,蒋介石出席胡宗南葬礼。蒋重用胡几十年,而此人只是一个师长、旅长的才能和气局,在西北为彭德怀一败再败
  国民党马上失天下,中国历史在1949年由枪杆子翻开了新的一页。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认为,尽管国民党的失败是"历史的合力作用",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军事上的失败。作为"党国"重心,以一人领党、国、军,蒋介石对军事失败负有最大的责任。
  国民党的失败是个大题目。政权能出自枪杆子,也能失自枪杆子吧。
  高华:那是啊,在东方许多国家政权更迭是由枪杆子决定的,当然在枪杆子的后面有政治等因素。关于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原因,最全面和流行的答案是:国民党的失败乃是"历史的合力作用",既是政治的,又是军事的,也有文化、思想的,以及教育等等因素,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导致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覆亡。如此说法,确实每个方面都能找到许多证据,但在我看,最重要的原因还在军事,如果朴素地还原到基本史实,军事失败乃是最重要的失败,其他原因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说到底还是军事第一。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所谓人民共和国就是人民解放军,蒋介石的亡国,就是亡了军队。他说的完全对。
  抗战后,国民党的军事实力至少在账面上占很大优势。
  高华:抗战胜利后,很少人想过国民党政权有可能被中共打败的问题,因为从实力对比上讲,双方悬殊太大,国民党占绝对优势。1945年底,国军数量有四百五十万(内有正规军两百万),共军只有一百二十七万(内有野战军六十一万)。在武器装备方面,国军多为美式,又接收日本和伪军武器,明显优于中共。据航委会主任周至柔报告,国军有可起飞的飞机三百四十四架,完全掌握制空权,并有海军船舰两百四十多艘。在获得外援方面,苏联在东北虽然也给共产党不少援助,但总量上大大少于美国对蒋的援助。故而蒋介石轻视共产党的思想非常严重。1945年9月23日,他说:"长江以南各重要都市接受投降大体完毕,陇海路亦已接收过半,共匪祸患已除其半矣。"而实际上中共力量集中在长江以北,实力俱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彭学沛说,共军只是"毫无训练的老百姓"。1946年5月,四平战役国民党得手后,蒋更不把共军放在眼里,他对其内部人员说,"中共除一部分外,本属乌合之众,经此次打击,势必瓦解无疑","共果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6月17日,蒋还说,"共产党的战术和江西时代一样,并无多少进步……他们在东北虽然得了不少日本的武器,但并不知道运用。""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如果配合的好,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
  连毛泽东也没想到中共会快速战胜国民党,毛虽在1944年12月20日说过,"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可在当时,那只是在党内高层表达的一种心理愿望,还看不出有实现的可能性。几年以后,毛泽东提出要敢于胜利,敢于打败蒋介石的问题,换言之,就是到那个时候,许多中共党员也没想到果真能打败国民党。
  国民党恐怕是过于轻敌了。
  高华:现在看,国民党在1945-1946年的骄傲是没有道理的,是虚火上升。经八年抗战,共产党生聚教训,实力早已今非昔比。国民党虽然知道这一点,但抗战以后双方毕竟没有大规模交手,而国民党在1934年江西剿共成功的经验又严重误导了国军的中高级将领,使之严重轻敌。其实,国民党历史上的几次成功是有特殊背景的:1934年逼迫红军向西突围,那是因为国军占了绝对优势,国民党又处于上升时期。抗战期间国军打日军取得许多胜利,那是因为民族主义激发了国军的抗日斗志。1946年春,国民党在东北挟抗战胜利之势,加之由善战之白崇禧督兵,致使林彪败退四平街,一直退到哈尔滨。但是1947年后国民党打中共就不行了,蒋所面临的内外矛盾进一步加剧,这一年确如金冲及所说,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国民党从强者变成弱者,只是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
  国军是怎么由强变弱的?
  高华:那是因为八路军有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而且很快适应了大兵团作战的方式。的确,抗战期间八路军的作战方式多为游击战,不少高级将领连运动战都不会打。为适应和国民党的战争,解放军在战法上实现了迅速转变。万毅回忆说,当他在1946年初开始和中央军作战时,他还弄不清楚这运动战应当怎么打。在东北打了几仗后,提高很快,迅速掌握了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战法。特别重要的是,在军事战略上,解放军以消灭国军有生力量为最高原则,无所谓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根本不在乎国内和国际舆论会有什么看法。而经过土改,解放军兵源充足,又接收一些投诚的伪军,扩充了兵力。黄克诚说,几个月时间,开往东北的十万部队就扩大为三十余万,其中许多为前伪军。共产党在用人之际,没有教条主义,只要有用,都吸收,以后再改造。相比之下,陈诚就显得十分迂阔,他在东北就拒绝吸纳前伪军,他说如此会打击"民族正气"。
  同时,在思想上,中共和国民党夺天下的意识十分明确,而组织上,八路军(解放军)指挥统一,都服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调遣,党、政、军完全军事化,轻装上阵,军队不需发工资,只要吃饭穿衣就可。国军则与此相反,蒋介石没有绝对权威,令行禁不止,政府更要为打仗支付巨额军饷,国民党短期内又不能打赢,从而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蒋介石却不在意,以为只是暂时现象。
  共产党干部没有私产,这点尤其重要,蒋介石在1949年6月8日写的日记有一段为"以敌人之长处为借鉴",列数中共优点七项,将"干部不准有私产"列为中共优点第一条。
  国民党的军事动员能力怎么样?
  高华:在大陆时代,蒋介石一直未能建立有效率的军政机构,用余英时的话说,蒋介石是"无效独裁"。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无从建立举国一致的军事动员体制,"总体战"只是一句口号,甚至连口号都称不上。国民党没有办法让人民接受它对"戡乱"的解释。虽然国民党政府宣布全国进入"戡乱"时期,上海、南京、北平、武汉、广州等大城市,仍一如往常,国人完全没有进入非常时期的感觉。1949年8月24日,蒋介石飞重庆指挥,其时重庆已非常危急,随行的蒋的机要秘书周宏涛发现当地百姓"表面上看来作息正常",和陪都时代"没有多大改变"。
  国军和老百姓的关系究竟怎么样?
  高华:这要看在什么时间段,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成都郊县为美军的"空中堡垒"修九座机场,四十五万老百姓自带干粮,男女老幼,肩挑手提,用最原始的人工,几个月就修成了机场,这种场面,谁见之不感动落泪?那个时候,政府对底层普罗没有关怀、照顾,大家也以"抗战第一"多予谅解,但是内战爆发后,就不一样了,老百姓是不愿打仗的。国民党忙于和中共争夺地盘,而共产党赶到前面去了,以土改争取农民支持,国民党为反制中共的土改,也制定了不少条令,诸如:《修订土地法草案》等等,但是全为具文。土改对国军冲击巨大,连国民党的文件都称,许多农民接受了"国军是替地主打仗"的说法。1946年12月21日,地政署署长郑震宇呈文行政院,更是直接点明:"共产党策动减租与分田之运动,深合于农民之要求……故能广泛号召农民受其驱使,为其效命。"台湾名作家王鼎钧回忆,在山东战场,国军将领因老百姓为共军通风报信而气急败坏,有人提到老百姓就咬牙切齿,就是那时情况的一种真实写照。1949年10月1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今后整军要着重解决为谁而战的问题,他说,"要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实现民生主义而战";"实行军民合一,真正做到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武力为人民的武力"。蒋有此省悟,只能说对稳定台湾有益,但就大陆而言,历史已不复给他实践之机会。
  蒋介石个人军事才能与毛泽东的差距也是失败的一大原因吧。
  高华:说起来蒋介石是靠军事起家,打了几十年的仗,但是他没有形成概念的军事思想,而毛泽东有"十大军事原则"。虽然有时蒋的战略眼光是正确的,只是明明自己意见是对的,当遇到反对,蒋却不能坚持。1948年2月,蒋多次要卫立煌撤主力至锦州,卫不听,蒋也就听之任之。蒋要傅作义撤军南下,傅作义不舍离开察、绥老地盘,说出的理由是: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蒋也同意了。
  更重要的是,蒋介石的军事战略方针有重大缺陷,套在他脖子上的绳索是他的以"保城守地"为中心的军事战略方针。蒋介石非常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及国际观感,1947年后,他进一步明确以争城夺地及确保城镇和土地为作战目标,这些在他看来,是理所应当的,国民政府既为执政当局,就要承担所谓"守土保民"的责任。可是,国军要守护的摊子太大,面对解放军的进攻,顾此失彼,兵力不敷使用,遂被解放军各个消灭;蒋介石为此深为忧虑,他感叹"防不胜防,此剿彼窜,颇难为计"。国民党于是就"抓壮丁",又造成民怨沸腾。
  蒋对国民党军队的指挥也有严重的问题,他一向喜越级直接指挥,在蒋身边负责作战事务的国防部三厅厅长郭汝瑰几十年后写道:由于当时通信不发达,战场情况千变万化,蒋虽是根据前方的报告作指示,下达命令,可是命令下来,情况已经变化,而军师长因怕受军法审判,有时明知蒋的指令有错也执行。白崇禧当时就批评道:蒋"远离前方,情报不确,判断往往错误",认为国民党军队的失利为蒋军事干预的结果。何应钦则批评部队用人,团长以上皆由蒋亲自决定,完全不经国防部评判会议审定,故而造成军事失利。
  对于白等的上述意见,蒋完全拒绝。1948年8月7日,蒋在日记中加以辩驳:"近日何、白之言行态度,谓一切军事失利由于余直接指挥部队所致,而归咎于余一人,试问余曾否以正式命令指挥某一部队作战,惟因前方将领径电请示,余身为统帅不得不批露督导责任。"蒋并大骂何应钦:"此人推过争功之技术,机巧已极,而其宣传方法完全学习共匪所为,可谓投机取巧尽其能事者矣,惜乎心劳日拙,毫无所得耳,培养二十馀年,仍不能成材自立,始终为人利用而毫不自觉,无骨气,无人格,诚枉费我一生之心血。"
  蒋介石好歹也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正牌毕业生。
  高华:蒋介石的军事教条主义非常严重。内战初,他把胜利的"宝"压在"速战速决",还细定了战术守则:"在共军主力未溃之前,各路行军纵队仍应严守战术原则,每纵队应以一旅兵力为基准,每日行程以二十公里为度,至多不得超过二十五公里,其行军序列亦应照旧日战术分尖兵、前兵、前卫、与本队及后卫、侧卫等部署。"这样的指令固然称得上是细腻、严整,犹如旧时普鲁士、日本士官学校的战役学教程,怎么能应付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
  蒋还有一些很具体的战术指导,诸如:"口袋战术","反口袋战术","坚壁清野""主动出击","防中有攻","攻中有防"等等,皆为永无错误的教科书式的语言,机械搬用之,怎么能追上身手敏捷,不拘固定战法的解放军?相比之下,林彪则是从战场上总结出战术原则,国军将领叶锟败退去台后,五十年代初在"革命实践研究院"总结说,"林彪之一点两面战术,所有共匪各级指挥官以至所有士兵都能了解,都能奉行,形成一个整套体系。"
  在用人上,蒋介石也未见高明之处吧。
  高华:在东北,蒋介石临阵换将,先杜聿明,继陈诚,再卫立煌等,都无堪重用。在淮海,这是关键到党国生死存亡之战,蒋仍然没有章法,他重用的几个人都不行。毛也在东北换将,但都是为了减少矛盾,以求高度统一,林彪等与东北局其他领导存在矛盾,1946年6月16日,毛任命林彪为东北最高军政首长。在东北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都归林彪节制。
  蒋介石很少有像林彪、彭德怀、刘伯承、粟裕这样的统帅型的将领,1948年3月25日,蒋在日记中写道:"甚叹今日求一李鸿章、胡林翼、骆秉章之流而不可得也。"
  蒋之用人,一看派系,二看服从和人身依附,白崇禧为国民党军中少见的统帅型的将领,因不是蒋的人马,聪明才智不能得以发挥。蒋重用胡宗南几十年,而此人只是一个师长、旅长的才能和气局,却被蒋当作统帅用。1943年,陈立夫去西安劝胡宗南突袭延安,"建不世之功",胡未敢。当然,胡宗南即便敢偷袭延安,也无济于事,因为他身边的熊向晖肯定会提前把消息密报给延安。
  可与共产党相比,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履历要辉煌多了。
  高华:毛泽东在建国后多次说过类似的话,"老粗出人物。我们军区司令百分之九十都是老粗,行伍出身。""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将军中间,只有林彪、刘伯承等有数的几个人是军事学校中出来的……不是黄埔军校的洋包子打败了土包子,是土包子打败了洋包子。"毛自问道:"许世友念过几天书!……韩先楚、陈锡联也没有念过书……刘亚楼也是念过高小。"他说:"结论是老粗打败黄埔生。"应该说,毛说的这番话是事实:在国民党军内,特别是中央军的高级指挥官,都通文墨,有的还通外文,善诗词。相比之下,中共将领普遍文化低,多为贫苦农民出身。至于国军的中低级军官,也大多有文化,许多人还是"十万青年十万兵"时,投笔从戎,怎么会被没文化的"老粗"打败?共产党确实是创造了一项奇迹。
  这个奇迹与国民党的派系斗争也有关,蒋介石就听之任之么?
  高华:蒋介石在大陆时期,从没有实现真正统一,特别在军队方面的统一,不同军系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在局势危急时,内部冲突更加剧烈。蒋介石一向私心自用,嫡系与非嫡系,划得很清楚。在蒋系内部也是矛盾重重,战场上的拥兵自重,见死不救,已是常态。1948年7月,第五军军长邱清泉看着第七十五师师长沈澄华被共军包围也不救,致其被共军消灭,使蒋大为愤怒,蒋在日记中写道:"此全由于邱清泉违令不进之所致。中原战局从此万分严重,将领自私自保,不能团结互助,而又怕战,毫无出击精神,至此能不叹军事前途之惨暗淡乎?"邱为蒋的嫡系,就是见死不救,事后也没事,到了淮海战役时邱又故伎重演,黄伯韬兵团被共军包围,向他求援,邱还是按兵不动,连参谋总长顾祝同亲飞徐州,请他出兵也被拒。
  对于国军的失败,蒋介石一直不解,他说,从武器装备到后勤补给,国军样样在先,怎么还是"不能迅速把匪军消灭","匪军何以能用劣质装备而以毫无现代训练的部队来击败我们整师整旅的兵力?"蒋不找自己的原因,把责任往下推,只能骂下属。但是怎么骂,还是不同的:蒋的嫡系打败仗,蒋也骂,但和骂李宗仁、白崇禧是不一样的。杜聿明和邱清泉兵败淮海,杜被俘,邱自杀,蒋在1949年1月10日,即邱清泉自杀当日写道:"而杜聿明、邱清泉二将领虽作战失败,但其始终听命,奋斗到底,实不愧为革命军人。"
  国民党"军统"头目毛人凤总结辽沈战役国军失败原因就提到:高级军政长官往往擅离职守,当"匪军"未及抵沈阳时,就先逃跑了。此等情况在解放军渡江后更加严重,蒋介石愤然道:"无论上海、厦门、广州,每一次撤退,高级将领总是先部下而退,置部下的生死存亡而不顾。"所以说,国军既非"党军",更非"国军",而是将领们拥兵自重的"私军",这样的军队怎能不败?
  国民党军中的政工部门不起作用吗?
  高华:国民党军中的政治部从来就是军事主官下的一个幕僚机构,1946年6月,也就是内战爆发之时,在美国的压力下,国民党开始学美军,从军中撤出党部,军委会政治部改为新闻局,另外成立国防部监察局和民事局,将原政治部的职能一分为三。党部退出军队后,政工人员在军中更无地位,普遍被视为"卖狗皮膏药的",使军队内部更无凝聚力。据王鼎钧回忆,内战后期,国军官兵谈论国军失败,像是谈别人的事,都"幸灾乐祸",直到大家都当了解放军的俘虏。
  国军貌似强大,内里十分软弱,这当然就是解放军的机会,早在1945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发出《关于成立国军工作部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各分局,军委、大军区、野战军,各纵队、师、旅、团政治部和军分区政治部,都要建立起做国军工作的机构,调选与国军有各种关系的干部,经过训练后,将他们打入国军长期潜伏,交结朋友,用各种途经,对第一线的国军和被国民党收编的伪军进行策反,策动他们实行战场起义。以后的事实证明,这项决策是完全成功的,内战后期,特别在解放军渡江后,国军果然如潮水般的大面积起义、投诚,许多时候,解放军几乎不需打仗,只管收编国军就可以了。
  您刚才提到了熊向晖,国民党在情报方面的失败看起来一点也不亚于战场。
  高华:在四十年代后期内战环境下,国民党的情报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双方在战场上的胜负。1988年,建国后长期负责情报工作的杨尚昆在纪念李克农的一篇文章中说:"为配合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我情工人员深入到国民党的机密决策指导机关内,及时准确地供给了党中央和军委及各地区战略性和动向性的重要军事情报,为党中央和毛主席研究战局,制定解放战争的战略方针提供了主要依据,使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对敌人的主要情况了如指掌,始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然而多数论者并不了解,在抗战前国民党反共的大环境下,处于"非法"状态的中共很难向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大规模渗透,钱壮飞等是个别的事例,在此之后,就很少有类似成功的事例了。
  中共情报工作获得全面转机是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由于国共合作,从而给中共的情报工作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1938-1939年,就成为中共向国民党大渗透的时期,由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李克农等操盘和布局,将张露苹、熊向晖、王超北、沈安娜……等一批情报人员,打入到国民党党政军系统,长期潜伏。
  中共还对一些意欲回头的原脱党人员和前"转变"人员进行思想和感情感化,让他们重新回炉为中共做情报工作,但是一般不给党员名分。1943年延安指示中共西安情报处:"为要(了)开展情报工作,必须大胆放手地吸收各种各界人员,这是我们的既定方针。你处工作干部中,无论曾脱离过党或自首叛变过党,或是特务,只要他愿意为我党工作,均可使用。"
  为什么1938年后,有许多人为中共做事呢?显然不是为了名利。
  高华:中共有抗日的形象,平型关之战影响巨大,很多人敬慕八路军;中共有廉洁和奋斗形象,而国民党有浓厚官僚气,抗战中期后腐败严重,很多人转而欣慕中共;中共有民主形象,特别是新民主主义一改苏俄式的色彩,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引起许多人的反感,中共反而有强大吸引力;中共有平民形象,在根据地实施了一些社会改革,获得很高的声望,满足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同情、关怀底层的民粹情绪。
  据说就连蒋介石身边都是"谍影"重重。
  高华:是啊,南京电信局有一个"军话专用台",专门接转总统府、国防部等要害部门的电话,共有九名工作人员,其中七人为中共地下党。蒋介石之"用人不疑",与毛泽东"保持高度警惕性"之风格迥然不同。蒋的特点被周恩来、董必武等抓住,特别为他和他所重用的部属胡宗南等量身定做了一些情报人员,派在他们的身边,虽有国民党情治人员的多次举报,蒋和胡宗南等对彼等的信任仍不改变,参谋次长刘斐即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据长期担任蒋介石医官的熊丸透露:"我记得那时总统在黄埔路官邸设地图室,地图室三巨头是总统、周菊村与刘斐(为章),三人在南京指挥徐蚌会战……那时大家都觉得奇怪,为什么蒋先生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后来大家都认为刘为章十分可疑,蒋先生却都听不进去,也没人敢直接告诉蒋先生,故直到最后证实这点时,蒋先生连想都没想到。"陈诚去台后非常后悔,他说本来是商定由薛岳主持徐州方面的,就是因为刘斐"挑拨离间,才换了人"。
  刘斐建国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据郭汝瑰说,他本和刘斐关系很坏,只要刘有建议,他必反对,后党组织派人带话给他,叫他注意搞好和刘的关系,不要被敌利用,他才意识到刘也是在为共产党工作。正是因为有刘斐等潜伏在国民党核心部门,为中共提供了重要的情报,还有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中的韩炼成、何基沣、张克侠、廖运周等,都是带兵的重要将领,他们和解放军里应外合,一到关键时刻,或阵前起义,或诱国军进入解放军包围圈,蒋怎能不败?
  迁台之后,蒋介石对国民党的失败有什么反思么?
  高华:民国将亡,人心涣散,大势已去,蒋不是恨毛泽东,而是一恨美国,二恨桂李。蒋责美袖手旁观,不救他。1949年1月3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次革命剿匪之失败并非失败于共匪而是失败于俄史(斯大林),亦非失败于俄史而是失败于美马(马歇尔),"美必后悔莫及而马歇尔须负全责"。蒋自欺欺人地认为,如果他不是被逼下野,中共就不会获胜,所以他在1949年5月的《上月反省》中大骂:"桂李投机取巧争权夺利寡廉鲜耻忘恩负义。"
  当然蒋介石也是清醒的,他知道自己的过失所在:1949年2月1日,蒋介石在故乡溪口写道:"为政二十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着手太少,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更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已晚也。"到该年年底,蒋介石在台北草山的革命实践研究院曾总结出国民党军队失败的原因:"我们此次失败,并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因为"我们的军队"是"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的军队","我们的军人"是"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的军人"。
  1949年的最后一天,蒋在日记中自省:"一年悲剧与惨状实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顾。"而最令蒋感到苦痛且悔之已晚者,乃是"军队为作战而消灭者十之二,为投机而降服者十之二,为避战图逃而灭亡者十之五,其他运来台湾及各岛整训存留者不过十之一而已"。
  作为领袖,蒋介石对国民党的失败还是应负主要责任吧?
  高华:蒋介石是党国的重心,以一人领党、政、军,他对国民党的军事失败当然要负最大的责任。蒋是过渡年代人物,他的主要活动年代在二十世纪,这使他的言与行都有了若干现代色彩,然而他却保留了大量宋明儒修身齐家的传统思想。到了二战后,他仍坚持把西洋"科学方法"与中国的传统思想结合起来,甚至"对牛弹琴"般要求他的那些世俗化的文武官员"必须皆有哲学与修养基础,能以圣贤自期,而以英雄之魄力以实现圣贤之宗旨"。他教育他的部下,他说军事教育应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中心,这句话,他从黄埔军校,一直讲到重庆,再讲到大失败之后的台北。1949年8月15日,国民党政权已陷入灭顶之灾,蒋介石还在日记中写道:"自强自立之道,莫急于兴学、养廉,而兴学之要,在于穷理致知,实践笃行;养廉首务,在节约勤俭,敦厚朴素;戒浪费,祛消耗;明礼义,重廉耻。"如此这般,只能称得上是迂阔了。由是观之,在尚力又尚智谋的现实世界,蒋之落伍甚矣。蒋的军事学"六艺"本无错误,但怎么可抵抗或消解解放军的"翻身打老蒋"、"诉苦"?
  从日记中看,蒋介石在1949年雪崩般的大失败的环境下,已尽了他个人的最大的努力。他自我打气,奔波各地,督促部下,部署那些毫无希望的救党救国的行动,也就是他所说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对我更是如此"。然而,国民党是一个世俗化的党,国民党政权也是一个世俗化的政权,它的军队更是世俗化的,在当时的条件下,蒋是很难战胜超凡脱俗的、带有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中共和解放军的,国军失败乃是不可避免的。蒋所有的努力和辛苦皆为徒劳,大陆江山易手,他不得不退避台岛。中国的历史由枪杆子翻开了新的一页。

2009年9月21日星期一

转:南方朔──一个剥削到底的世界样板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50102717+112009092200107,00,focus.html

南方朔觀點-高鐵案:一個剝削到底的世界樣板
2009-09-22 中國時報 【南方朔】
 隨著全球財經結構的改變,古典的剝削現象無論在型態與規模上,也跟著出現了巨大的變化:

 其一,乃是資本流動更加在全球暢通無阻,一個在各國賺取成長果實的全球資本利得階級已形成,並日益壯大。

 其二,則是公司財團在私有化及參與公共建設的名義下,將國家納為剝削對象,這是個公共資源私人化的過程,公司財團是透過掏空國家而間接的對國民做著剝削。

 也正因此,當代法國思想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遂指出,這樣的機制乃是一種「剝削到底的烏托邦」。它造成的結果,乃是貧富差距的日益無限大,政府債務也跟著無限大。由於工程、交通、保險、醫院這些公共利益部門愈來愈公私不分,權責不明,整個社會賴以存在的內聚力也漸趨蕩然;再加上長期失業的固定化,以及工作機會的不穩定,社會儘管日益不公平,但這種不公平只會造成人們為了自保而更加的自私自利。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說:「沒有社會這樣的東西。」她的話所指的,就是在這樣的狀態下,只有單獨而驚恐不安的個人,每個個人都已被馴服。

 以上這種新的剝削圖像,指的就是一九七○年代末期開始出現,八○年代擴及歐美,一九九○年代後散布到各新興經濟體的所謂「經濟新自由主義」。所謂的「新自由主義」乃是一組意識形態,它表面上將古典自由主義裡的「個人」概念神聖化與美化,但它說的「個人」,實質上只不過是「公司財團」的代號;另外則是政府的職能裡,除了軍隊和警察權外,它都一律加以醜化,認為政府必然無能。在這兩大編造的前提下,它遂推演出一串說辭─公營事業必須民營化(即財團化)。政府的工程、醫療、機場道路、休憩文化設施,甚至包括監獄,都應委交民間辦理,認為這樣才會有效率。在這些說辭的包裝下,資產階級遂取得了掏空國家的話語支配權。

 新自由主義的這組意識形態,在一九八○年代末進入台灣,由於它符合當時的政治與經濟氣氛,遂很快的就有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的制定,以及各種BOT等的出現,迄至目前中央與地方大大小小的BOT案已約七百件。由許多重大BOT弊案,如北投纜車BOT案,南港展覽館BOT等,我們已可看出,台灣的BOT已成了政商勾串利益輸送的最佳快速道。任何工程只要掛個BOT的帽子,政府就可撇掉責任而與財團上下其手。BOT的政商勾串,選舉綁樁,對促進公共建設少,養出了一堆財團則真,財團透過BOT來掏空國家,間接的對國民做著規模空前的剝削。

 而台灣所有的BOT案裡,最壯觀的當屬高鐵BOT案了。高鐵乃是整個台灣政府一切力量都不一定辦得好的重大工程,但卻草率的決定BOT,當時競標的「台灣高鐵」或「中華高鐵」其實都不夠格,都是小孩玩大車,用雜貨店去經營大百貨公司。如此草率的BOT,難怪搞了十年下來,政府會由零出資變成實值的最大出資人了。高鐵搞到今天負債四千六百億,這個爛攤子已成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移植台灣最大的失敗樣板。若干年後全球經濟學家討論新自由主義時,已勢所難免的一定會把高鐵案做為解說的特例。

 由高鐵案我們已看到台灣BOT案的失敗,也正因此,在沒高鐵案時,焦點已不能只放在這個案子本身,而應將全台灣BOT案做一次總清查和總檢討。新自由主義的BOT概念,在意識形態上即值得懷疑,縱使要採行,範圍也應嚴格設限。而在台灣,政治與商業缺乏紀律和權責觀念,當我們以「撿進籃子就是菜」的態度來搞BOT,難怪不但不能促進公共利益,反而因有如此便利管道,而讓貪腐、賄賂、掏空國家等行徑更氾濫了。

 因此,在高鐵出問題的此刻,我們的政府已應全面檢討BOT了。而更重要的是,台灣過去那種動輒拾人牙慧的政策思考模式也應調整了!(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牛顿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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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号是牛顿的忌日,但是知道的人很少,我们毕竟更关心沈殿霞和张国荣。其实牛顿老师在科学圈里曾经很有权势,被女王封了爵位成了贵族,人称牛爵爷,官至皇家造币局局长兼皇家学会会长。如果阿尔伯特没有辞了以色列总统的话和他有一拼。

说他有权势并不仅是官大,主要还是贡献大。如果17世纪就有诺贝尔奖的话,牛顿老师至少能连续垄断4届物理学奖(分光计;力学体系的构建;反射望远镜;万有引力),同时为了表彰他在炼金方面的造诣,再奉送他一届化学奖。而且这孙子鼓捣出了流数术,所以菲尔兹数学奖也要给他。要知道,他的这些发现基本都是在26岁以前获得的,30岁以后牛顿就开始玩票了,成天琢磨上帝和炼金,以及怎样把莱布尼茨搞臭,捎带手的把以前的发现整理成书。所以你能想象到他在当时的欧洲是如何的一呼万应,敢跟他叫板的只有莱布尼茨和大主教贝克莱。牛老师死的时候,全英国的贵族以给他扶柩为荣,全欧洲的名流蜂拥伦敦。来自法国的傻逼文科生伏尔泰在国葬现场大受刺激,回去就写了首诗,嫉妒之情溢于言表。

牛顿老师的一生是天才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也是孤独的一生。一辈子没有朋友,也没有结过婚,很可能到死都是处男,关于牛顿是否处男的问题,由于篇幅过长,我将在另一篇文中论证。当然他肯定不会孤独,因为科学的世界里乐趣无限,快感连连。出乎世俗想象的是,科学其实远比任何娘们儿都风骚,玩科学比玩女人爽得多,得到一个成果所获得的高潮强烈而持久,不仅有快感,更有巨大的自我认同感,远胜于那几秒寒颤之后无边的空虚与落寞。所以陈景润其实是沉溺于美色不能自拔,身体弱架不住高潮过度被爽死了。

牛顿老师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他生性孤傲,自恃高才,瞅谁都是傻逼,当然不会真心跟傻逼交朋友。同时在他眼里人是不分男女的,只有傻逼和巨傻逼两种,所以他对女色没兴趣也就可以理解了。曾有婚介中心给他介绍过几个名媛,拾掇拾掇都是当王妃的坯子,但一见面就受不了他的牛逼烘烘和不知所云。

另一方面是外在的,不光他不愿意交朋友,也没有人真正想跟牛顿当朋友,结交他的人大都各怀目的。人们对他毕竟只有敬畏和仰慕,并不真的喜欢他。这道理其实很浅显,绝大部分人都热衷于跟比自己傻的人待着,很少有人愿意在人精的身边衬托自己的二逼。所以不少人都喜欢小动物和小孩子,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够傻,他们在这些东西身上能获得安全感与主宰感。不少姑娘一见到小猫小狗小人儿就会迫不及待的搂抱,然后就是很嗲的说好可爱欧~,简直听得人阴毛乍竖。要知道有时候可爱和憨态可掬的潜台词就是弱智。猴子也好玩,喜欢的人就少多了,因为灵长目动物够机灵,经常是耍猴不成被猴耍,那些人没有驾驭猴子的自信。同理,喜欢小孩的也是因其单纯缺心眼与不谙世事,在他们眼里,小孩跟小动物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四条腿走路,露着屁眼随时拉撒。如果遇到一个小天才,3岁就会心算三位数乘法或者知道傻逼二字的正确写法,她们一定会骇破了胆。所以那些喜欢养猫狗的女士们别再标榜自己有爱心了,你们其实非常缺德。我从不喜欢猫狗,这是因为我敬畏大自然的生灵而不忍戏弄它们;我也不喜欢小孩,因为我把他们当作一个大写的人而不是小畜生看待。

大家不喜欢牛顿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性格暴戾乖张。长年在他身边的人回忆说,牛顿在人前只笑过两回,其中一次还是嘲笑:有人问他,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那么老朽,不知道还有什么价值。牛顿闻听放声大笑。而且他人品太差,跟谁都打架。众所周知他从小就有校园暴力的记录,胖子同学不小心踩了他的风车,他抬手就把胖子打哭了,我们的教科书居然说这是他有志气的表现。长大了不以拳脚论高下,他就雇用枪手大骂莱布尼茨,甚至不惜化名亲自去骂,人品至此真是无以复加。莱布尼茨若不是脸皮厚早就跟纳什一样疯了,而且牛顿肯定会拍个片子叫《丑陋心灵》继续恶心人家。

关于牛顿的另一个谎言是他的谦虚,证据就是牛顿老师说过两段著名的话,一段是站在巨人肩膀上,另一段是海边捡石头子。这确实很有迷惑性,我第一次听说时感动的直冒鼻涕泡。但任何话语都是有语境的,巨人肩膀那一句的语境是这样的:胡克其实早就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并推导出了正确的公式,但由于数学不好,他只能勉强解释行星绕日的圆周运动,而且他没有认识到支配天体运行的力量其实是普遍存在的,是"万有"的。第谷早在100年前就发现了行星的公转其实是椭圆运动,开普勒甚至总结出了行星运动三定律。所以科学界对胡克的成果不太重视。后来数学小狂人牛顿用微积分极其圆满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并把他提出的力学三条基本定律成功推广到星系空间,改变了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公认的天地不一的旧观点,被科学界奉为伟大的发现。于是胡克大怒,指责牛顿剽窃了自己的成果。牛顿尖酸刻薄的回敬道:是啊,我他妈还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呢!这本是一句反语,至少不是真的想客气一下。几百年后罗永浩说自己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是这意思。但后人出于塑造完人的目的,只保留了孤立的原话而去掉了语境,变成了一句彻头彻尾的谦辞。同样的情况出现在另一段话上:牛顿晚年因为树敌过多,来自欧洲大陆比如法德的一些新锐科学家质问他:"牛顿你丫牛逼什么啊?"牛顿此时完全的展现了他科学界大宗师的风度与水平,借助与孩子对话的机会潇洒的回敬道: "我没有什么牛逼的。我只是一个在海边独自玩耍的小孩,偶尔会为捡到几个美丽的贝壳而欣喜若狂,却对面前浩瀚的真理大海无所察觉。"意思是说你们他妈的连贝壳都看不见有什么资格评价我?几十年的官场毕竟不是白混的,牛老师甩片儿汤话的水平已经到了信手拈来闲庭信步宠辱不惊的境界,所以我们只记住了这一段优美至极、深邃如同诗歌的话语。

牛顿老师人品差,不谦虚,没朋友,按现在的说法这是典型的高智商低情商,事业不会成功。但我们也发现,当智商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是可以取代情商的。所以那些说自己情商低的所谓天才们,你们没成功只是他妈的还不够聪明而已,怨不着人家情商。要知道牛顿是个遗腹子和早产儿,出生时体重不到5斤,没吃过 DHA和RHA配方的奶粉。亲娘改嫁后跟文盲姥姥度过无聊的童年,没有任何的早期智力开发和学前启蒙,7岁上学以前脑子里空空如也,牛妈妈对他的期望仅仅是认识点字然后回家务农。但是牛顿上中学后已经熟练掌握了拉丁语希腊语西班牙语和英语,然后被推荐进了剑桥,20出头就当了卢卡斯教席的终身教授。如果他能活到今天,我一定会请他当熊博网的形象代言人兼吉祥物。

晚年的牛顿除了升官发财再无其他骄傲之处,而且官迷心窍,没退休一直干到85岁寿终。当然他并没闲着,写了150万字的神学著作跟上帝猛掏心窝子,同时坚定投身化学事业,在家里盖了窑子,拿出年轻时搞物理的劲头玩命试验。但这次他的出发点就错了,总是希望从黄铜和煤渣中提炼出黄金。要知道化学反应只能改变分子并不能改变原子,能给原子做变性手术的只能是核反应。他违背了化学定律里的物质不灭原则,所以虾米了。

最后,说两段悼词。一段是他的墓志铭:

伊萨克

牛顿爵士

安葬在这里

他以超乎常人的智力

第一个证明了行星的运动与形状

彗星的轨道与海洋的潮汐

他孜孜不倦地研究

光线的各种不同的折射角

颜色所产生的种种性质

让人类欢呼

曾经存在过这样一位

伟大的人类之光

另一段是英国诗人写的:

自然和自然的规律隐藏在茫茫黑夜之中。上帝说:让牛顿降生吧。于是一片光明。

不知道为什么,这两段总是让我有点感动。

来源:水木社区
作者:牛逼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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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5日星期六

东西方文化

很赞同周先生的观点。

文化的优劣问题确乎是一个政治问题,然而也还是一个文化问题,一个学术问题。我们可以说某一部分人如中国人,伊斯兰人或基督人或英格兰德意志人如果论证文化的优劣与改进是一种狭隘,然而也需得明白这种狭隘也十分必要,对于他们的身份认同,对于他们的固本培元。此为一;其次,从文化的发展逻辑来看,纵然我们应该开阔心胸,但开阔心胸不能替代客观地研究不同文化的不同可能性,文化之间的交流方式与渠道、逻辑。纵然,文化作为一个抽象与空洞的概念,不易操作,只能提倡。然而对于文化的反思与研究绝不能少。

同意周先生的精神之神圣价值与学术之独立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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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周国平的BLOG by 周国平 on 9/4/09


                                 东西方文化

 

    传统和现代化是一个多么陈旧的热门话题,一切可能的主张都提出过了,出路依然迷茫。中西文化的文章做了又做,五花八门而又千篇一律。这种两难抉择本身似乎也成了我们无法摆脱的传统,纠缠着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的头脑和步伐。什么时候我们才真正具备现代文明世界一员的自信,强壮得既不怕自己的传统,也不怕外来的文化,对两者都泰然处之呢?


    百年中国的主题是富强。为求富强,人们到西方寻找真理。在这个出发点中蕴涵着中国文化的一个悠久传统,便是把真理仅仅当作了工具,对于任何精神事物唯求其功用而忽视其本身的价值。这一思路在整体上未脱中体西用的大框架。因此,百年来,无论怎样引进西学和检讨传统,国人对于作为西学核心的精神之神圣价值和学术之独立品格的观念依然陌生,中国文化的实用传统依然根深蒂固。在我看来,如果在这方面不能醒悟,中国人的精神素质便永远不会有根本的改观,中国也就永远出不了世界级的文化巨人。


    东西文化之优劣成了一个持久的热门话题,我始终不觉得这个问题有多么复杂。在我看来,一切民族的文化传统中都有优秀的成分,它们同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无论东西方,自古以来都有圣哲及后继者思考着人类某些具有永久性的根本问题,他们的思想对于一切民族一切时代的人都会有启示意义。西方不但有科学传统,同样也有人文传统,而首先对现代文明进行反思的恰恰是西方人自己,这些先觉者在反省中注意到了东方传统的长处,正表明了他们的立足点不是狭隘的民族性,而是人类性。我们的论者不去注意他们的这种立场,却挑出他们赞扬东方文化的片言只语沾沾自喜,则恰好暴露了自己的狭隘性。


    东方和西方的关系问题是一个说不完的老话题了。我的直觉是,在这个问题上的一切极端之论都是可疑的。需要的是一种平常心,一种不假思索就喜欢和接纳一切好东西的健康本能。在此前提下,才能用一种开阔的人类眼光来看待东西方文化之异同。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常识与智慧、矫情与狭隘心理相结合的具体例证。


    一切关于东西方文化之优劣的谈论都是非文化、伪文化性质的。民族文化与其说是一个文化概念,不如说是一个政治概念。在我眼里,只存在一个统一的世界文化宝库,凡是进入这个宝库的文化财富在本质上是没有国籍的。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化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必定是共通的,是属于全人类的。那些仅仅属于东方或者仅仅属于西方的东西,哪怕是好东西,至多也只有次要的价值。


    说句老实话,我已听厌了不断老调重弹的中西文化讨论,既不相信全盘西化,也不相信儒学复兴,并且也不相信可以人为地造就一种东西合璧普遍适用的新文化新人生观。当务之急不是制订救世的方案,而是启迪自救的觉悟,不是建立统一的价值体系,而是鼓励多元精神价值的真诚追求。如果有更多的人注重精神生活,热爱全人类文化遗产,认真思考人生问题,那么,不管思考的结果怎样纷异,都是中国文化乃至中华民族前途的福音。我们已经有了许多热衷于文化讨论的学者,缺少的是真诚的儒者、释者、基督徒、人文主义者等等,一句话,真诚的理想主义者。


    智慧无国籍。无论东西方,都有过一些彻悟人生底蕴的智者,他们的思想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在这方面,谈不上东西方优劣的比较。为了疗治现代文明的弊病而求诸东方文化,乃断章取义之论。正确的提法是,全人类共同继承各民族历史上的优秀文化遗产。


    常常听人叹息:"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思想家?什么时候我们才有自己的世界级大思想家?"我答道:难道这很重要吗?凡是大思想家,例如康德、海德格尔等,既然是世界级的,就是属于全世界的,也是属于你的。思想无国别。按照国别选择思想家的人,真正看重的不是思想,而是民族的虚荣。


    人们常常叹息,中国为何产生不了大哲学家、大诗人、大作曲家、大科学家等等。据我看,原因很可能在于我们的文化传统的实用品格,对纯粹的精神性事业不重视、不支持。一切伟大的精神创造的前提是把精神价值本身看得至高无上,在我们的氛围中,这样的创造者不易产生,即使产生了也是孤单的,很容易夭折。中国要真正成为有世界影响的文化大国,就必须改变文化的实用品格。一个民族拥有一批以纯粹精神创造为乐的人,并且以拥有这样一批人为荣,在这样的民族中最有希望产生出世界级的文化伟人。


    一个民族在文化上能否有伟大的建树,归根到底取决于心智生活的总体水平。拥有心智生活的人越多,从其中产生出世界历史性的文化伟人的机会就越大。


    真正的学术,决非一时一地之物,而必具有恒久性和世界性。把玩国故,不拘于考据、训诂,能通宇宙之至妙,人生之精髓,启迪天下人心扉。治理西学,不限于述评、比较,能体悟和理解,与宗师大家交流。真正的学术是一种对话,不仅与国人、今人对话,而且与洋人、后人对话,这才是走向世界和未来之真义。创新而不靠移花接木,搬弄新术语,首先要在学术上有根,然后才能开出自己的花朵。


    作为英国人,毛姆生下来便是基督徒,而基督徒是把天主教视为异教的。有一天,他忽然想到,他完全可能生在德国南方,成为一个天主教徒,那样他就要因为并非自己的过错而作为异教徒受惩罚了。这未免太荒谬。这样一想,他从此不信教了。
    我认为,在这个最简单的思路中,包含了国际主义的最深刻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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