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cyberpeacock作者：Don Tapscott
作者简介：DON TAPSCOTT撰写了13部著作，最近的一部是《在数字环境中长大》（Grown Up Digital）。他刚投资了400万美元，用于资助有关"网络一代"的研究。他是nGenera Insight 智囊团的主席，多伦多大学Rotman 管理学院的兼职教授。Don Tapscott's Edge Bio Page
15年来，我一直主张数字革命将向大学的许多基本方面发起挑战。不止是我一个这样看。甚至连Peter Drucker也在1998年预测：大型的高校将在30年内成为"历史遗迹"。
弹指一挥间，世界发展到了今天，你也许有理由认为我们当时都弄错了。大学入学率空前高涨。进入有学位授予权的高校的年轻人百分比，从1969-1970年到2005-2007年增长了115%有余，而25-29岁的美国人具有大学文凭的比例也增加了一倍。上名校的竞争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激烈过。乍一看，大学似乎更走俏了。
不过，有些令人不安的迹象表明，前景并没有这么乐观。而且我要说的还不只是由于当前金融危机，造成大学募集到的捐款缩水。
随着网络不可避免地成为知识的主要基础设施，它既是信息容器，又充当了人们交流知识的全球平台。于是，大学终于失去了它在高等教育中的垄断地位。
与此同时，它也向大学的基础运作方式----教学模式提出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挑战。具体而言，就是许多大型高校所提供的学习模式，与数字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最习惯的自然学习方式之间，出现了一条日渐增宽的鸿沟。
教授站在讲台上，面对一大群学生侃侃而谈的旧式课堂教学，在许多校园里依然是大学生活的一道不变的风景线。这是一种以教师为中心的、单向的、不能因材施教的模式，而学生们在学习过程中也是彼此孤立的。但是在交互式数字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学生，采用了一种不同的方式进行学习。他们受了Google和维基百科的教育，愿意进行查询，而不是依赖教授给出详细的路线图。他们要的是生动的交谈，而不是课堂灌输。他们要的是交互式教育，而不是广播式教育----后一种方式对工业时代（甚至是婴儿潮时代）的人也许完全没问题。这些学生向大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倘若大学无视他们的要求，就难免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当然，教学模式不过是大学的批判者所轰击的众多目标中的一个。
大学面临多方面的挑战
大型高校的多数资源都用在了科研上，而非教学上。大学主要不是高等教育机构，而是科学研究机构。Michael Gibbons在他的《科学再思考》（Rethinking Science）一书中，对当前大学所采用的科学模式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最近，这种质疑在其他领域也升温了。在上个月《纽约时报》的"开放教育"（OpEd）版面，哥伦比亚大学宗教系主任Mark Taylor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看大学的终结》（The End of University as We Know It）的文章，颇具煽动性，在学术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他在开篇时写道："研究生教育是高等教育中的重镇底特律。在美国大学中，大多数的研究生院都在生产一种没有市场的产品（为纯属子虚乌有的教职提供候选人），培养的技能需求也越来越小（在子领域的子领域里进行研究，在除了寥寥无几数个同路人之外就无人阅读的期刊上发表论文），而这一切的成本却在迅速攀升（学生贷款有时会大大超过10万美元）。"他指出，关键问题肇始于康德1798年的著作《院系的冲突》。康德认为，大学应该"通过批量生产来对付各门学科的内容；也就是说，通过合适的分工，每个科学分支都会指派一位公共教师或教授作为其托管人。"
Taylor认为，必须从基础层面开始重新构建研究生教育，以摆脱过于狭窄的知识面。他特别呼吁开展更多的跨学科研究，创设更多以问题为中心、附带届满条款（sunset clause）的项目，在所有教育机构中进行更多的合作，以及废除终身教授制。文章登出一周后，周日版《纽约时报》的读者来信栏，充斥着来自学术界同行的反对声浪。Taylor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同事说：听到自己所在的学院竟然出现了"粗鲁的反理智主义论调，令人既震惊又难堪"。另一位学者则指责Taylor "在向高等教育的水域中投毒"。
教学模式
不论Taylor对重构高等教育的呼吁有何价值，我认为，他要求就大学在网络社会中如何运作进行深入讨论，这一点是错不了的。不过，我觉得他遗漏了我们大学所面临的最根本性的挑战。基本的教学模式已经不灵了。我所谓的"广播式学习"不再适合于数字时代，不再适合于代表了未来学习潮流的新一代学生。
在批量生产学生的工业模式中，教师是播送员。根据定义，广播是从发送方到接受方以单向、线性方式进行的信息传输。在学习过程中，老师是发送方，学生是接受方。传输规则是这样的："我是教授，我拥有知识。你是学生，是个空容器，没有知识。准备好，知识来了。你的目标是将这些数据存进你的短期记忆中，再通过练习和复习，建立更深刻的认知结构，这样我考你时，你就能给我回想出来。"
课堂讲授的定义已经演变成这样一个过程：由老师的笔记变成学生的笔记，中间不必经过任何一方的大脑。
作为一个每年都要讲多次课的人，我对这种观点中的讽刺意味深有体会。但是，我知道，通过我的讲座进行学习并不是一种好方法。它们在引起听众的兴趣、改变他们的观点，甚至是激发他们干不同的事情等方面，也许起到了有限的作用。不过，我敢肯定，我讲的内容90%早就被听众忘光了。
诚然，某些学科，可以通过写论文、做实验甚至是参加研讨会，来加强这种广播模式。当然，也有很多教授在努力超越这种模式。但是，整体而言，它在教学中仍然占统治地位。
技术和网络为新模式提供了重要支撑，但是到目前为止，极少有人采用它。如果让300年前冷冻的一个人在今天复活，看看各行各业——手术室里的外科医生，超大喷气机驾驶舱里的飞行员，用CAD系统设计汽车的工程师——他们肯定会对技术怎样改变了知识工作发出惊叹。但如果走进大学演讲厅，他们无疑会为仍有些未曾改变的东西而感到快慰。
新一代的学生
广播模式对婴儿潮一代可能完全足够了，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在这种模式下成长起来的，每周观看24小时电视（暂且不提家长向孩子进行的广播，教师向学生进行的广播，政客向公民进行的广播，以及进入雇佣大军后，老板向雇员进行的广播）。但是在数字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摒弃了单向的电视，在互联网上找到了交互式的沟通，并从中获得了更大的刺激。实际上，看电视的时间还在继续减少，电视充其量不过是年轻人的环境媒体——与缪扎克音乐类似[1]。呆坐在电视机（或教授）跟前的方式，吸引不了这一代人，对他们也不管用。采用不同的方式，通过非按部就班式、交互式、异步式、多任务及合作式的学习，他们才能学得最好。
30岁以下的美国青年是在数字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手机、互联网、短消息以及Facebook，都跟冰箱一样常见。他们在长大成人时所浸淫的这种互动媒体，影响了他们的大脑发育，因而也影响了他们思考和学习的方式。
当然，也有作家认为Google会让人变愚；他们争辩道：人们淹没在浩瀚的在线信息海洋中，会难以集中注意力，无法进行深入的思考。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的英语教授Mark Bauerlein在他关于这个主题的近作中，甚至将他们称为"最愚蠢的一代"。
我的研究表明这些批评是错误的。在数字环境中长大的经历已经改变了他们的思维模式，可以帮助他们应付数字时代的挑战。他们习惯了多任务，已经学会了处理超负荷的信息。他们期望进行双向交谈。此外，在数字环境下成长的经历，也激励着这一代人成为主动的、步步紧逼的追问者。他们不会坐等某位值得信赖的教授告诉他们都发生了什么，而是亲自动手，用Google和维基百科查明所有的一切。
如果大学想改变教学方法以适应当前的听众，它们就应该，如我多年来一直在倡导的那样，对教学进行重大变革。新的学习模式不仅适合年轻人——而且渐渐地会适合我们所有人。这一代的文化就是关于学习的新文化。
还能顺应潮流的教授，将不得不放弃传统的课堂讲授，开始聆听学生们的想法，并与他们交谈——从广播式授课转变为互动式教学。其次，他们应鼓励学生亲自去发现，学习一种发现与批判性思考的过程，而不只是死记硬背教授所储藏的信息。第三，要鼓励学生彼此合作，并与校外人士合作。最后，他们需要调整自己的教学风格，以适应不同学生各自的学习风格。
由于技术的发展，这在现在已是可能的了。但是，从根本上说，这并不关技术本身的事。相反，它体现的是学习过程中师生关系的一种改变。
脆弱到极点的大学
大学吸引年轻人的能力，显然取决于学校本身以及各位教授。一些杰出的文理学院，在激发年轻人思想方面成效显著，因为它们募集到了丰厚的捐款，又是小班上课，学生可以更多地拥有量身定制的合作体验。我儿子Alex毕业于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这是一所规模很小的本科制大学，师生比高达1：8。他的老师中有一位普利策奖获得者，有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有许多教授，这些教授都将全副精力放在学生身上，而且学生也会促使他们不断学习新东西。
但对于许多大型高校而言，情况并非如此。它们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成为研究中心，教学成了令人深感不便的炒剩饭（inconvenient afterthought），而且都是大班上课，因此老师们只想通过课堂讲授的方式来"开展教学"。
这些大学非常脆弱，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学生们都可以到学术地球（Academic Earth）之类的网站，免费收看世界顶尖级教授的在线讲座。他们甚至可以在线修完整门课，并拿到学分。《高等教育纪事报》（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最近刊载的一篇文章指出：根据史隆联盟[2]所提供的数据，"2007年，将近20%的大学生——约390万人——选修了在线课程，他们的人数还在以每年几十万的速度增长。凤凰城大学（University of Phoenix）每年招收的在线学生数都超过了20万。"
新模式
有些一流的教育家在为这种重大变革大声疾呼；新泽西理工学院图书馆的Richard Sweeney便是其中一位。他说：必须改变教育模式，以适应这一代学生。他觉得，这些学生聪明而没耐心，喜欢合作，抵制单向灌输。有些教育家视之为投其所好，而Sweeney却很坚定地说："他们愿意学习，但只想学他们必须学的东西，而且只想以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学。"
不过，互动教育方面也有不少成功的实例。在康奈尔大学教微积分的Maria Terrell博士，使用了一种交互式教学方法，这是一个名叫"问得好"（Good Questions）的美国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一部分。
该项目用到了一种被称作"及时教学"的策略；这种教与学的策略综合了基于网络的作业布置与主动学习者课堂的种种优点，因材施教，满足班级不同学生的具体需求。学生们一般在上课前几小时写好热身问题，让老师有机会"及时地"调整上课内容，将课堂时间有效地集中在学生们普遍感觉有难度的那部分作业上。哈佛大学的Eric Mazur教授在自己的物理课上也采用了这种方法；他说："教育远远不只是信息传递。信息还必须被消化。学生必须将信息与他们已知的东西联系起来，开发心智模型，学习如何运用新知识，以及如何用这些知识适应不熟悉的新环境。"
这种技巧确实产生了效果。对康奈尔大学350名学生所作的评估研究表明，经常参与同学讨论并被问及"深层次问题"（引发了高级思考）的学生，与那些没有被问及深层次问题、没有或极少有机会参与同学讨论的学生相比，在数学考试中所取得的成绩明显高出不少。Terrell博士解释说："恰恰是在学生们谈到他们觉得出现了什么情况以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时，达到了最佳的学习效果……。你会听到人们这样说：'哦，我明白了，我懂了。'……然后，他们解释给其他人听……其中包含了对所出现的情况的真正理解。这比我这个老师向他们解释强多了。在这种同学相互启迪中会产生一些新东西。"
交互式教育让学生能以适合自己的节奏学习。早在1970年代中期，我从自己的经历中就明白了这一点，当时我在攻读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的教育心理学硕士学位，选修了统计学课程。那是最早的一批在线课程——是计算机辅助教育梦想家Steve Hunka博士的开创性工作。当时PC机还没有问世，所以我们都坐在与电脑控制的幻灯显示器相连的计算机终端前。我可以随时停下来复习，并测试自己学得如何。考试也是在线举行的。
没有课堂讲授。幸好，统计学本来就不适合采用课堂教学。对统计学而已，不存在"适合所有人程度的均码教学"——如果那样的话，教室里的人不是感到乏味，就是听不明白。相反，我们有时间与Hunka博士进行面对面交流了——他从数据传输者的角色中解放出来，对我们因材施教，提供了—对一的学习体验。
回想当年，在线学习代价高昂，而如今，网络上的各种工具已将它变成一条很好的教学途径，教师们被解放出来，去设计学习体验，与学生们进行更有意义的单独交谈。这种方法是行得通的。这方面的研究证据不仅强大有力，而且已经存在多年。据1997年刊登在Educom Review[3]上的一篇题为《教室技术：从理论到实践》的文章报道："与传统课堂上的学生相比，使用精心设计的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学生……通常会取得更高的期末考试成绩，在更短的时间内掌握课程内容，更喜欢他们所学的课程，对他们学习的课程内容培养出更积极的态度。这些结果广泛适用于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种学生群体，也广泛适用于从数学到社会科学到人文学科的各种学科门类。"
大学的目的所面临的挑战
教学法的问题引出了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大学的目的。在旧模式中，老师教课，并指望学生能吸收大量的内容。教育的要旨就在于吸收内容，并能够在考试时将它回忆起来。你毕业了，就一锤定终生了——只需在你选定的领域中"坚持"走下去即可。而如今，你毕业后顶多安定片刻，比如说15分钟。如果上的是技术课，你第一年学的东西，到了第四年，可能就有一半已经过时了。靠得住只有你的各种能力，比如终身学习、思考、研究、查找信息、分析、综合、根据上下文进行推断、批判性地作出评价等方面的能力，将研究用于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与他人合作与沟通的能力。
既然现在的学生显然可以从其他在线者的头脑中获得自己要找的信息，那种旧模式就没有任何意义了。真正重要的，不仅仅是你毕业时所拥有的知识，还有你如何在数字世界中导航，以及如何运用你所找到的信息。我相信，这种新的学习风格会适合他们。
大学应该是学习的地方，而不是教书的地方。
浸淫于数字技术中的网络新生代，热衷于尝试新事物，改变方向的速度往往还很快。他们希望大学既好玩又有趣。所以他们应该享受亲自发现事物的乐趣。正如Seymour Papert----他在技术会提供怎样的新学习方法方面是一位世界顶级专家----所说："教育的丑闻是，你每次教孩子时，都剥夺了他从发现中得到的乐趣与好处。"
教学法面临的挑战
John Seely Brown是施乐帕克研究中心的名誉主任，也是南加州大学的访问学者。他注意到，当孩子刚开始学习说话时，她或他会完全沉浸在社会背景中，有很强的动力，去参与学习语言这一具有惊人复杂度的新系统。他由此想到："一旦开始上学，你在某些意义上就开始大大放慢了学习的步伐，因为现在是别人在教你，而不再是你为了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学习……。通常，只需深入你真正喜爱的一两个领域，你就会对这个世界充满敬畏……一旦学会尊重世界的神秘之处，你往往会愿意探索各种事物……你可以从对未知事物的发现中，获得真正的乐趣……你会一直期盼有必要不断地进行探索。这就为终身探究搭好了舞台。"
老式学习的另一个思维定势是，假设学生都应该独立学习。严禁在考试时分享笔记，严禁在完成论文与家庭作业时进行合作。而对于多数网络新生代而言，单独学习的模式是一片陌生的领域，他们一直生长在合作、共享与在线共创的环境中。进步的教育家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Seely Brown说：学生们只有在彼此谈论自己在课堂上所学的内容时，才能消化吸收这些东西，"消极地坐着接收信息这码事，跟你将信息内化成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东西，几乎完全不相干。当你离开教室，开始与周围的人讨论老师刚教给你的东西时，学习才开始。正是在对话过程中，你才开始将某条信息对你的意义化为己有。
课堂教学是大规模教育的主要示例。它和大规模生产、大规模销售以及大众传媒相伴而生。Howard Gardner说，在校教育体现的是大规模生产的思想。"你以相同的方式，向学生们讲授相同的内容，然后以相同的方式评估他们。"该教学法建立在一种靠不住的思想上：可以为一组年龄相仿的学习者，同时提供最佳的学习体验。根据这种观点，可以在预先消化信息的基础上开发课程体系，并通过课表的适当安排，达到最佳授课效果。如果课表安排合理，内容引人入胜，那么每个年级的大多数学生都会跟上节拍，获得信息。但是更多的时候，结果并非如此。
想一想去年YouTube热播的一个视频短剧，"今日学生的愿景"吧。
这个短剧是堪萨斯州立大学的文化人类学助理教授Michael Wesch编导的，它辛辣地表现了标准的大规模美国大学所提供的教育。Wesch招募了200名学生与他合作，描述他们如何看待自己所接受的教育。他们断言：19世纪前叶，将黑板引入教室，帮助学生将信息可视化，这是一项辉煌的新创举；但打那以后教学手段就没有什么大变化了。他们描绘了一幅灰色的大学生活图景——班级庞大、老师不知道学生姓名，学生不完成布置的阅读作业，用多项选择题考试浪费智力资本。
我认识许多对此深有同感的聪明学生。如今的大问题是，学生不用去上课也能得"A"。当我们的教育机构所采用的正式教学模式遭到整整一代精英的抵制时，形势就危如累卵了。
对收入模式的挑战
由于教学模式受到挑战，大学的收入模式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挑战。在线教育的出现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大学能提供给学生的，不过是可以在线免费得到的讲座——从其他教授那里——为什么还要交学费呢？在出现了免费的大学水平的在线教育时，如果大学还想生存下去，它们就得改变教授与学生在校园里的互动方式。有些大学在互联网的帮助下，采取了大胆的步骤，对自己进行了重塑。比如，麻省理工学院为在线世界提供了免费课堂笔记、考试以及MIT教授上课的录像。
世界上什么人都可以观看30多门MIT课程的全程上课录像；比如Walter Lewin那门永远倍受欢迎的物理学入门课，在OpenCourseWear上，一个月的观看次数就超过了4万次。OpenCourseWear是MIT的一项知识公益事业。全球各地的大学都参加了这项运动。
对文凭的挑战
当然，大学通过录取过程及学位授予，在对社会中的个人进行分类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大学扮演的最重要的一个角色，是为未来的雇主考察人力资本的资质，或更宽泛地说，是对社会进行分层。那些在高中和高考（SAT）中成绩优异的学生，那些被证明学习刻苦并有其他特长的学生，可以上最好的大学。他们毕了业——更为优异了——获得了文凭，要么找到了非常满意的工作，要么继续读研深造。他们证明自己已拥有了某学科的学位，准备好按部就班地发展事业了。
但是，大学的文凭乃至大学的名望，都深深地植根于其作为学习机构的有效性。如果结果证明，这些机构与其他途径相比，提供的是劣质的学习环境，他们颁发文凭的效力肯定会大打折扣。
比如说，哈佛大学主要由助教用大班上课方式教出来的本科生所获得的学位，在跟文理学院的小班培养或掌握了新学习模式的先进培养体系竞争时，优势还能保持多久呢？可以肯定，实践得出的真知，将会重新排定各种学习模式的座次的。
对校园的挑战
套用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家Marvin Dressler十年前对我说过的话：大学校园一直是"年轻人打发四年时光的美妙场所"。他说："他们在校期间，必定会学到点什么。"
但是，如果校园被视为档次低于其他模式的学习场所，或者更糟糕的是，被视为限制乃至窒息学习兴趣的场所，那么大学校园生活所扮演的角色也会黯然失色的。
支持新模式的校园将提供更有效的学习环境，成为更令人神往的地方。甚至连在线课堂这类简单的东西，也不会削弱在校教育的价值，反过来还会增强其价值。视频讲座让学生可以在线吸收课程内容——在方便的时候——然后凑在一起查漏补缺、发明新东西，或讨论学习材料。这方面的经验已经向MIT表明，他们所提供的东西的真正价值不在于讲座本身，而是整套方案——与人们在校学习体验捆绑在一起的学习内容，外加证书。换言之，单靠课堂讲授，大学是生存不下去的。
录制好的讲座可以解放智力资本——包括教授和学生双方的——让他们将在校时间花在思考、探究和彼此诘难上，而不仅仅用于吸收信息。
对大学与其他机构的关系提出的挑战
阿克伦大学（University of Akron）的校长Luis M. Proenza 说："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大学将发生意义深远的变化，我们的教学模式、我们的运作方式以及我们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无一例外。"
他问了一个颇具挑衅性的问题：为什么非得将大学生的学习，局限在他或她所上大学的教授身上？没错，学生显然可以通过书本或互联网，向全世界的知识分子学东西。可是在数字化世界里，为什么学生们不能选修另一所大学的教授所开设的课程？Proenza认为，大学应该使用互联网创建一个全球卓越中心。也就是说，选出你最优秀的课程，将它们和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数所大学的最佳课程链接在一起，为学生建立一套毋庸置疑的最佳开课计划。学生可以在实体教室里或者通过网络，从他们感兴趣的领域里那些最伟大的头脑中吸取知识。全球学术界也将对所有在线者开放。我在与他人合著的《维基经济学》一书中，描述了这样一个美妙的例子。
那么，为什么这种情况还没有出现呢？Proenza说："这是人类与教育基础设施的一份根深蒂固的遗产。" 他指出，不能用已经被互联网发布的信息削弱了力量的新闻业进行类比。"我们更像医疗保健业。向我们发起挑战的，是起阻碍作用的基于非市场因素的商业模式。我们受到了拖累，这种感觉医生们深有体会，教授们也知道得很清楚。"
他说："这里面有许多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比如，为什么要根据被拒的学生人数或开销的大小来评判大学？为什么不根据他们的教育水平和收费高低来评判？
数字世界将年轻人训练成爱提问与合作的人，它挑战的不仅是由课堂教学驱动的大学教育传统，还有用围墙将大量求学者拒之门外的观念。为什么不允许一位聪明的九年级学生，在不脱离自己的高中生活的情况下，选修大一的数学课？为什么不利用互联网的互动能力，将大学变为终身学习的场所，而不只是在里面成长一段时间的地方？
旧范式苟延残喘
然而，工业时代的教育模式积重难返。新的范式导致了错位、分裂、混乱和不确定性。它们几乎处处遭到冷遇或敌视。既得利益者抵制变革，旧范式的领导者往往是最排斥新观点的人。
早在1997年，Ameritech在芝加哥举办的一次晚宴上，我曾对大约100名大学校长阐述了我的观点。谈话完毕，我坐回自己的餐桌，问同桌的人对我的演讲有何感想。他们都作出了积极的回应。于是，我就问他们："那为什么需要这么长时间呢？"有位校长说："问题在于经费。我们没有足够的经费重新打造教学模式。"另一位教育家这么说："用了数十年的学习模式一时难以改变。"还有一位的答复把全桌人都逗笑了："我觉得问题在于教师——他们的平均年龄都已57岁了，还在以'后古腾堡'方式教书呢。"
坐在我旁边的是Jeffery Bannister，他当时担任巴特勒学院（Butler College）的院长，是一位极具深谋远虑的人。他接口道： "后古腾堡方式？不敢苟同！至少在巴特勒并非如此。我们的学习模式还处于前古登堡时代！我们许多教授还在边看手写的笔记，边抄到黑板上，然后学生再记下老师所讲的内容。这是前古腾堡方式——印刷术还没有成为学习范式中重要的一部分呢。"他又补充说："要等现年14岁、靠网络学习长大的这批学生，进入[大学]课堂——星星之火，才会成燎原之势。"
Bannister说得对。改变大学的强大力量来自学生。如今已到了火星飞溅的时候了。教育机构中出现了巨大的代间冲突。结果证明，多年前对大学的批判一直是一些处于等待状态的思想——等待新型网络，等待可以向旧模式发起有效挑战的新一代数字居民。
为这一代人改变教育模式是事关大学存亡的关键。如果学生们纷纷弃传统的大学教育而去，受到削弱的只会是大学，包括它们所颁发文凭的价值、作为学习与研究中心的身份，以及可以让年轻人在其校园中获得 "成长" 机会的地位。
[1]Muzak，一种通过线路向机场、商场、餐馆等播放的背景录音音乐。
[2] Sloan Consortium，由斯隆基金会支持建立的一个致力于加强网上教育的组织。
[3]EDUCOM旗下主要致力于"探索信息技术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与冲击"的一份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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