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26日星期五

他去了

(http://ent.sina.com.cn/s/u/2009-06-26/07182582785.shtml)

一整天没有上网，然后晚上九点多上来看新闻。凤凰网的标题新闻竟然是，迈克尔・杰克逊去世了。然后打开谷歌阅读器，刘晓博律师在博客里说，一个外国的歌星去世，内地主要大网站竟然都以其为标题新闻，言语之间能感受到愤懑不平。刘律师的意见并不针对杰克逊，那是很明显的，他只是哀国人在某些事上麻目不仁，却偏偏会在这些与国计民生、百姓安危大计牵扯不上关系的事情上大肆渲染。

谈到明星的去世，只能说明星也是凡人，他们的生命一样脆弱。第一次有印象的明星去世，是张雨生因车祸离开。之后晚上的电台放了他那时刚出的专辑，我听到了很少被主推的一首歌，《玫瑰的样子》，那首歌是我迄今为止最喜欢的一首歌。然后我开始注意他的创作，听了很多他写给张惠妹的歌。心里有点不舍，不单因为他太年轻，也是因为他的才华。后来也是一个午夜，到了另一个城市，也是听电台，DJ说张国荣去世了。然后我听到了一首《取暖》，这首歌也成为我今天对张国荣歌曲的最爱。张国荣的去世，在歌迷心中的震撼似乎远远超过了张雨生那时的影响。不过，张国荣当红时，我还青涩到不懂娱乐为何物，而他再复出歌坛，我听他的歌很少，印象中只有一首《红》，和《金枝玉叶》的一支插曲。那插曲很好听，其他的我没有什么印象。因此，张国荣的去世，我没有太多感伤。他的戏看过几部，如《倩女幽魂》、《红色恋人》、《霸王别姬》、《东成西就》、《东邪西毒》、《英雄本色》、《金枝玉叶》，坦白说他的演技是不错，尤其喜欢西毒那个角色。但他的去世，我真的没有太多感觉，只是觉得太可惜了，而且是以那样一种极端的方式。生命真的好脆弱。

之后是高枫，我很喜欢的一位歌手。然后是梅艳芳，我很喜欢她的《亲密爱人》和《只羡鸳鸯不羡仙》，电影嘛，没有太多有印象的，似乎《半生缘》和《胭脂扣》（我是指那个回尘世找爱人的女鬼的角色，是这个片子吧，与张国荣合作的）不错。当然，与李连杰合作的那部《给爸爸的信》也很好看，但好看而已，那部戏并不怎么凸显演技。这两位是给我感伤较多的，因为算得上喜欢，而且那种去世真的是很突然。之后去世的明星就多了，比如高秀敏、候耀文（我分不清哥哥与弟弟的名字，希望没写错）、李郁、王艳（？是这个名字吗？还珠格格中的。）、陈晓旭等等，还有现在的杰克逊。

这是一个大众娱乐与消费的时代，我们对明星的熟悉程度有时比对父母的熟悉程度而要深（当然，要看狗仔精神与明星的合作或操作程度）。父母的健康我们有时可能都不太留意，但明星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我们的心。而在这明星与拥趸高度密切的背后，其实隐含着巨大的商业价值关系。我们是一个庞大的基数之一，没有性格、没有样貌，有的只是疯狂的尖叫与手中的钞票。因此，当猫王性感时，全场呼叫；当杰克逊太空舞步时，全场呼叫，在我们的眼中，他们是国王。而国王是什么，什么也不是，如果他敢藐视杰克逊的艺术与伟大。于是，西方人批评苏联和其他或前或仍然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广场艺术与群众聚会剧场效应，分析群体或群氓心理学，分析集体歇斯底里的时候，他们自己也在国内进行着翻版的疯狂与歇斯底里。只是前者的指向是元首，后者的指向是偶像。因此，迈克尔的出现是一个时代的开始，迈克尔的终结是一个时代的终结。这样说，确实没有错。

回头去看杰克逊的MV，处处充满了商业性的包装与炒作。你不得不佩服其中的创意与设计，但是你也能很轻易地分辨出那些大工业的、新科技的元素与组合。你的情绪与欲望，他都会替你准确而夸张地表达出来。在他身上，你能看到你所梦想的一切，而他就是你的梦想本身。而之后，杰克逊光环的逐渐暗淡，我觉得并不是他个人才华的流逝，而更应该是整个西方社会个人主义的张扬与理性精神的回归。环境确实变了。

但不可否认，而且还应该明显地指出并且强调，这个人，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你说他娈童也好，说他变态也好，说他整容也好，说他性生活乱也好，只要是在私人空间，你可以充分地表达你的观点。但有一点你不能否认，他的音乐天分很高。我不懂那些什么音域、音色、用声等术语，我只觉得他的音乐在节奏上，要题材上都很丰富，并且有诱惑力。你可以说他有童声，或者女声，你可以不喜欢，但你不能不承认他的歌曲并不只是简简单单的大众口水歌，那几乎每一首歌，都有着自己的灵魂与生命，而且很多题材相当深刻。他的歌曲不单单是浅薄的或者深刻的爱情，那里面有关注和思想。当然，人不会因为有关注就深刻，他的表现力赋予了歌曲灵魂。而他歌曲与围绕着他个人的种种形式的包装，则使这种诱惑力更加凸出。

最喜欢他的一首是《拯救地世界》（英文heal the world, 杜德伟有首歌名字很相近，小虫创作的《拯救地球》），他的并非声嘶力竭的歌唱，搭配童声的和声，给人营造温暖而又空灵的氛围，平和，充满希望，抚慰心灵。也喜欢他的《揍他》（beat it)，虽然听来是声嘶力竭，节奏激烈而又动荡，是一种呐喊，又是一种发泄与不满，内在里反映了某一个群体的不平的遭遇和青年人的成长与压抑。去听《地球》（earth)，强烈的主歌与副歌的对比，衬托出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和焦虑。你不得不说，这个人，是一个艺术家。

每一个生命的存在都有意义，让我们理解与怀念杰克逊，并且理解与珍惜每一个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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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种吉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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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吉祥经，译自《小部》的《小诵5》和《经集2.4》。

根据该经的义注：古印度曾发生了关于"什么是吉祥"的争论，结果分成三派，一派认为看到的为吉祥，一派认为听到的为吉祥，一派认为想的为吉祥。三派各持己见，相持不下。后来有位天人到佛陀处请示此事，于是佛陀用偈颂的方式教导了三十八种最吉祥事：

1. 远离愚人，
2. 亲近智者，
3. 尊敬值得尊敬者，
4. 择地而居，
5. 过去曾经修福行善，
6. 自立正志愿，
7. 博学多闻，
8. 技术精湛，
9. 善学于律仪，
10. 言谈皆善语，
11. 孝顺父母亲，
12. 爱护妻子、儿女，
13. 做事有条不紊，
14. 布施，
15. 法行，
16. 接济亲族，
17. 行为无过失，
18. 不作恶事，
19. 远离恶事，
20. 不服用烟酒等麻醉品，
21. 不放逸地修行，
22. 恭敬，
23. 谦虚，
24. 知足，
25. 感恩，
26. 适时听闻佛法，
27. 忍耐，
28. 柔顺，
29. 谒见诸出家众，
30. 适时讨论佛法，
31. 克制，
32. 梵行：过清净的生活，
33. 如实知见四圣谛，
34. 证悟涅槃，
35. 接触世间法时心不动摇，
36. 无忧虑，
37. 无污染，
38. 内心安宁。

这三十八种吉祥事是在家众和出家众的行为准则与修学指南。直至今天，这些教导仍然对提升现代人（无论他是否佛教徒）的道德品质、心灵素养和生活品味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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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21日星期日

转载：日本尽是“爱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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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中国报道周刊 by chinaweekly on 19/06/09

　　无论美国的经济崛起多么的不可思议，与流星疾雨般突如其来的日本现代化相比，其发展似乎是步履缓慢和华而不实的。日本近代的两次崛起都仅用了不到三十年。无论在社会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这一现代化进程速度之快，成效之显着均可谓史无前例，它所创下的记录迄今无可匹敌。在这种高效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民族精神的巨大推动力，正如着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教授格林菲尔德教授所说："现代经济的持续增长特性并非是自我维持的，它需要民族主义的激励和支撑。"

　　在日本人看来，经济竞争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是实现民族目标的仅次于战争的最佳手段。敌人就是西方，民族精神是一种战斗精神，从本质上就是对抗西方。同时它又不是一概排斥西方模式的通常意义上的反西方精神。有必要把对西方的对抗和对西方"文明"的钦佩结合起来。在日本经济发展的历程中，充满民族主义思想的企业家多不胜数，选取其中代表人物足以说明经济领域真正的爱国者必须是民族的，必须是充满竞争意识的企业家。

　　涩泽荣一：开"侍魂商才"之先河

　　在日本，涩泽荣一(1840—1931)的名声极大，从后人赞美他的头衔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这些头衔有"日本实业之父"、"近代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日本产业经济的最高指导者"、"儒家资本主义的代表"等等。谈到日本明治时期的工业化，不可不提到涩泽荣一。他一生的业绩宏伟非凡，仅仅参与创办的企业，就多达五百余家。这些企业遍布银行、保险、矿山、铁路、机械、印刷、纺织、酿酒、化工等日本当时最重要的产业部门，可以说当时社会各方面的创立者、或者指导者几乎全部都是涩泽荣一。

　　涩泽荣一出身在一个经商世家，他的父亲农商兼营，诗书俱通，用中國的传统观念来说，"耕读传家"和"商贾致富"占全了。涩泽荣一很早就开始学习儒学兼以练习剑道和书法，并拜颇具志士风格的尾高新五郎为师。少年时期的良好教育及武士精神的熏陶，使儒学的基本思想和武士道渗入了涩泽荣一的血脉。这种在启蒙阶段的似懂非懂状态下学到的知识，对人一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涩泽荣一少儿学壮而行，经历了从"倒幕攘夷"志士到幕府家臣的转变，受幕府派遣到欧洲学习游历，又以"以夷为师"。明治维新以后，新政府器重涩泽荣一在财政方面的卓越才能，任命他为大藏省租税官，兼任制度改革小组主任（类似于中國发改委主任），参与了新政府的货币制度改革、废藩置县、发行公债、殖产兴业等几乎所有重大政策的酝酿和制定。

　　明治7年，时任大藏少辅（财政部副部长）的涩泽荣一依然弃官从商，当时日本官尊民卑思想仍然根深蒂固。涩泽荣一却说："若人才皆集中于官界，而平庸之辈散于民间的话，何能指望一国之健全、进步与发展？我的辞职就是为了使民间企业里大批涌现出德品方正、知行合一的工商业者……"此后，日本越来越多的人才致力于产业报国，各个行业的知名企业家层出不穷，后来活跃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百年基业的企业也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不断创立。

　　在实业思想上，他把来自中國的儒家精神与日本武士精神合为一体，奠定了日本经营思想的基础。他不仅是日本人所公认的近代产业先驱，而且是近代日本工商业的精神领袖。涩泽荣一在《论语与算盘》中将"士魂商才"确定为日本商人的理想人格，涩泽荣一从工商业者应该具备的人格和品德的高度来认识经商之道即儒家的"内圣外王"，又打上了鲜明的日本"武士道"烙印，以充分唤起工商业者的高度职业使命感。时至今日，日本财团企业还保持着这种武士儒商的传统。

　　在涩泽荣一以后的日本企业家不是每一个都给生意赋予高尚的品质并研习《论语》。然而他们无一例外的赞同已经完全现代化了的武士伦理——"侍魂商才"，日本毛纺织业的先驱井上声在谈到他之所以创办企业的理由就是"让祖国与欧洲和美国并驾齐驱"。1908年，日本实业家铃木动三郎也承认了在创办和努力经营企业过程，民族主义情感所起到的激励作用，他认为："一旦我的事业得以开始，最终受易的将是国家和民族。"

　　按照涩泽荣一的观点国民"富"而后国家能"富"，国家"富"而后能"强"，国家能"强"而后能"獨立"和有"尊严"。因此，"商场"即"战场"，"企业家"即"将领"，"工人"即"士兵"，"经济战争"是全体国民的"对外战争"，要"内和而外战"，竞争与合作一直是日本财团企业之间的主旋律。

　　跟涩泽荣一同时代的日本最着名的着名思想家及教育家庆应义塾大学的创立者福泽谕吉，关于"商业是战争的最佳代替物"的观点被当时实业界称为"这个时代最响亮的声音"。1880年第一期《东海新经济评论》的社论就代表了日本人对"经济战争"的看法，也是对福泽谕吉"经济战争"理论的最好注脚。社论认为："我们当今把外国人基本上看作是平等的人类，我们试图用经济与他们战斗——战争的手段是贸易。"如今，日本万元大钞上的头像正是福泽谕吉，足见此人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及他的理论对当代日本的影响。

　　濑岛龙三：脱下军装换西装

　　二战以后近一千万日本军人解甲归田，他们中的大部分都进入企业，成为企业中的骨干力量。在旧日本军队中忠君爱国的思想并为因为美国人的改造而消退，这群脱下军装换上西装的商人很快就把日本的产品买到了当年枪炮也没够得着的地方。在战后军人出身的企业家中，濑岛龙三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和传奇人物，1932年在陆军士官学校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并获天皇御赐的银表。1938年12月，以第一名的成绩从陆军大学校毕业，天皇赏赐军刀。之后由于参与制定和执行了很多重大战役计划被称作"昭和三参谋"之一。

　　年轻时的峥嵘岁月随着日本的战败成了过眼云烟，而濑岛龙三战后的经历简直就称得上"神奇"两字，单单看他在被苏联人关押在西伯利亚11年以后进了伊藤忠商事以后的经历就是一个奇迹。1958年1月濑岛进入伊藤忠商事时只是四等社员，这是女高中毕业生的待遇。而两年后的1960年7月被晋升为航空机部部长，1961年10月业务本部部长，1962年5月取缔役（董事），1963年常务董事，1968年专务董事，1972年副社长，1978年董事长。

　　这种经历除了中小型家族公司之外是几乎绝对不可能的，尤其在日本这种企业风气基本上是论资排辈的情况下，但濑岛龙三却做到了。濑岛龙三晋升的如此之快的奥秘是他为一个中型商社，主要贩卖纤维制品的伊藤忠商事的转型弄来了第一桶黄金。并且成功地指挥伊藤忠商事脱胎换骨，转型成功。

　　综合商社是日本特有的一种企业形态，一直在成长最快的领域展开事业，在贸易方面支撑了日本经济的高速成长，而多元化经营及通过贸易带动投资，让综合商社跨越商业资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成为产业组织者和日本财团的最核心企业，上世纪90年代包括伊藤忠商事在内的综合商社一直占据着世界500强前10位的位置，后因业务重组和拆分及旗下公司的獨立核算，排名迅速下降。

　　濑岛龙三把任大本营参谋本部作战科长和关东军参谋的经验用于伊藤忠商社的组织中，在综合商社引入了参谋组织。在综合商社中业务本部并不从事具体，而是像总参谋部一样制定战略计划和应对战略层面上的公司转型。濑岛龙三手下的直属员工都称以濑岛龙三为核心的管理层是"濑岛机关"，这个称呼带有典型的日本帝国陆军参谋本部组织的色彩。濑岛龙三准确预见1967年的中东战争将在6天内结束，并提前判断1973年将发生石油危机，从而给公司带来了巨大的石油行市差价，他在自己任专务和副社长时负责伊藤忠商社内的参谋组织，收集并活用各种情报，并获得了"战无不胜的情报人员（CIO）"的称号。

　　濑岛龙三一直站在财经界总参谋长的角度思索着国家的经济战略，1973年韩国政府邀请他为韩国经济发展献策。濑岛龙三向他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后辈朴正熙总统提供的对策是设立综合商社，因为韩国没有资源，必须靠出口才能发展经济。1975年，韩国一号综合商社——三星物产成立，之后三星、LG等财团又模仿伊藤忠商社的业务部门改组"秘书室"，使之成为企业的"总参谋部"，韩国财团对日本财团的学习和模仿最终在21世纪初，上演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一幕。

　　濑岛龙三在1981年退任伊藤忠顾问后，又出任了日本政府从事行政改革的"临时行政编查会"委员，到了中曾根内阁时代，濑岛成了中曾根的智囊，为政府提供参考意见，成了退休后的濑岛的重要工作。中曾根以后的各界内阁，也均重用了濑岛。因为成功预测了海湾战争的爆发时间，又为濑岛龙三的经历增添了一份传奇色彩。

　　濑岛龙三在2007年9月4日走完了他95年的人生旅途生涯。战前为日本大本营参谋，战后则为伊藤忠商事从普通贸易公司发展成日本五大综合商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退休后依旧对日本政界经济界有着很大的影响，直接参与了日本主要改革的策划与推进。从一个职业军人，到从商、成为影响日本政治的重要人物，在日本从军国主义向经济大国的转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是日本转变的一个侧影。

　　军人出身的华为总裁任正非常讲："在战场上，军人的使命是扞卫国家主权的尊严；在市场上，企业家的使命则是扞卫企业的市场地位。"军人出身的企业家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与理想主义色彩，这使他们的事业充满了激情和使命感，避免限于锱铢利害之中，企业经营更有长远性。企业领导人的坚强意志是企业得以生存的基础，懂组织、善激励是企业短期成功的保证，富于果敢和魄力的风险偏好是企业高速成长的关键，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主义情怀是企业基业长青的前提。

　　御手洗冨士：新时期的"和魂洋才"

　　"和魂洋才"是日本明治维新中的一个重要思想，由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顾名思义，"和魂"指大和民族的精神，而"洋才"便是指西洋的科技。"和魂洋才"的精神，鼓励日本国民学习西方文化，同时也要求国民保留日本传统文化。日本的经济团体和行业协会的起源是涩泽荣一创立的"择善会"和"东京商法会议所"，如今日本最重要的经济团体是由日本最大的1500家企业组成的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其会长被称作日本财界"总理"，对日本的经济、政治、外交等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2006年5月24日，佳能公司董事会主席御手洗冨士夫出任经团联会长，在佳能美国公司工作23年的御手洗冨士夫被称作日本最熟悉美国、最了解国际经营手法的一位企业家。而要成为经团联的会长，必须得代表整个日本企业界的利益，全盘西化的人物显然不可能担任这样的角色。御手洗冨士夫是"和魂洋才"式的人，外部西洋的技巧而内心仍然秉承着传统的日本商业价值观念。

　　1997年，御手洗冨士夫晋升为CEO.他的上台标志着佳能正式进入转型期。上任之初，御手洗冨士夫借鉴美国控制成本现金流至上的经验，在许多制造领域大刀阔斧地削减成本。他果断地关闭了个人PC、液晶显示器和电子打字机等一系列亏损的业务部门，拍卖了相应的资产，把佳能十多个产品线缩减到打印机、复印机、照相机与光学仪器等四个，从而避免了近3亿美元的巨额亏损。

　　另一方面御手洗冨士夫并未通盘接受硅谷文化，他拒绝指派外部董事，理由是他们对公司贡献太小，但他授权审计人员严格监督主管；另外他采取记点调薪的方法，鼓励员工打拚业绩，坚定地保持了终身雇佣制。佳能的变化是日本企业这10年努力过程的一个缩影，从中也可以看到日本企业今后的发展方向。御手洗在终身雇佣制上的态度，让佳能公司在业绩上取得了成功。现在日本众多的企业不得不重新开始审视终身雇佣制。

　　一个制造企业，它需要不断地开发新产品，而一种技术的培育，一个新产品的开发，总要花上十年八年时间，回收生产销售成本也要用几年，这个链条很长很长，不用终身雇佣制的话，工程师的工作、生活将很不稳定，他没法把精力全部投入到研究开发中去。终身雇佣制的最大好处就是能把教育成果积累下来。日本企业不像美国企业那样靠不断地变换员工来强化组织，而通过对员工的彻底教育来强化组织。

　　御手洗认为企业的生产内容需要不断调整，因为生产内容的调整，而让一部分职工失去工作是很不应该的。佳能的做法是，不断地开拓新的生产领域，通过对职工的技术培训，让他们进入到新的工作岗位继续工作下去。企业有责任做到在不裁员的前提下，实现生产内容的转换。

　　成为日本经团联会长后御手洗富士夫依然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认为已经日本"失去10年"已经过去，要积极面对发展中國家的挑战。御手洗富士夫在上任之初便撰文指出："日本还不能为眼前的业绩沾沾自喜，没有资源的日本要想保持繁荣，不仅要在经济和社会的结构上，还要在包括国民意识在内的层次上进行更大的变革。因此，我才提出了"革新日本"的口号，描绘了一个转守为攻的改革计划。"

　　他呼吁日本人应该确立"自立信念"，给强者创造机遇，使其能够依靠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获得发展，同时，使失败者获得东山再起的机会，并保护弱者。这种效率与公平同时兼顾的方式正是美国经验和日本模式的结合，同时作为日本转型时期的企业家和工商业领袖也继承了松下信之助、盛田昭夫等老一辈日本企业家以产业报国为己任的进取精神。

　　佳能会长御手洗富士夫与伊藤忠商事会长丹羽宇一郎合着的《经营者的思考》

　　结束语：有什么样的企业家，就有什么样的企业

　　1964年东京奥运会距日本二战投降仅仅28年，奥运会使索尼、松下一批日本典型的民族品牌，为世界所熟知，从而开始了日本大批的民族品牌以岛国为根据地走向世界的新的起点。从日本企业取名就可以看到日本民族的凝聚力，SONY是SUNNY的谐音代表太阳军旗，1946年索尼成立，立志要在经济领域把日本的太阳旗插遍全世界，Panasonic（松下）最早在日本的英文叫National，品牌含义非常明确，就是民族牌，国家牌，在日本人的心中，松下是他们的民族英雄。

　　还有NEC，它是Nippon Electronic Company的缩写，日本电器公司。尼桑NISSAN，它的意思是日本生产。尼康NIKON，日本光学的缩写。NHK，日本广播公司。还有立邦漆，它的英文名称Nippon paint，就是日本漆，这些品牌都充分体现出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还有像三洋Sanyo，三洋立志在经济领域做出好的产品占领三大洋，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JVC，Japan Victory Company日本胜利公司。

　　以及富士通FUJITSU，这是日本民族的标志。日立HITACHI，日本站立起来。CANON佳能，加农炮CANNON，去掉了一个N，就是立志要成为经济领域的加农炮。所以日本经济就是在这样一批令日本人骄傲的民族企业的带动下，以日本文化为凝聚力，团结一大优秀批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以本土市场为根据地，相互支持，相互鼓励，然后走向国际，以创新和高质量的产品，来树立日本产品高品质形象，在全世界群策群力，最终实现民族经济的腾飞。

　　在一个国家经济突飞猛进、冉冉上升的过程，也必然会有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在起着激励和支撑作用，这种精神其实就是民族主义，离开民族主义，我们根本无法解释日本经济梦幻般的崛起过程，因为在当代社会，只有民族主义，才能既可以为政府和精英人士努力提高民族威望和国家经济实力提供持续的精神激励，又可以唤起社会大众对经济问题、国家权力问题、民族优势问题的极大关注，激发人民对国家命运前途的担忧。只有在民族主义的激励下，国家内部各个阶层的人士才能上下凝成一股绳，为一个伟大、振奋人心目标而持续不断地努力，从而共同地将国家经济带入快速发展的轨道中去，实现经济强国的梦想。

　　在中國曾几何时，高喊爱国本是令人激情澎湃，引以为豪，催人上进的口号。时下，高喊爱国者却被形容成出于某些特殊目的或是青春期容易躁动因不成熟对社会愤怒不满。充满民族主义精神的爱国行为成了某些伪自由主义文人攻击他人的大棒，词义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爱国者"变成了"爱国贼"。爱国是一种道义行为，如果爱国可以谋利，那贼可就多了。纵观日本崛起的历史，曾经烧了英国大使馆的伊藤博文是"爱国贼"，涩泽荣一、福泽谕吉是，当代的濑岛龙三、松下信之助、盛田昭夫同样也是，最后发现日本尽是"爱国贼"，但却是"爱国贼"让日本走向富强。

　　作者:白益民

中国报道周刊, 2009-06-20.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日本尽是"爱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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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类 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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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17日星期三

更正

昨天写博客的时候，并没有参考那篇报道。数据都是凭记忆来的，因此有很多出入。

该外媒是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报道中国官方计算机能识别32252个汉字。如果外国人认识3500－5000个汉字，就已经达到高级水平。中国100个姓已包括中国85%人口，没有说明中国只有100多个姓，这是我的意识作祟。美国的姓是90%的人拥有7万个姓，而不是我记忆中的美国总共有9万个姓。报道称，中国政府正试图使人民在8000个汉字中挑选名字。

我个人观点的一个补充：政府立法在名字方面，似乎应该限制异体字。虽然对于名字来说，异体字也不过是一种标识，不影响其功能。而且，异体字也能提供一种区分度。在其他观点方面，没有大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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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与取名

今天的《参考消息》登载了一篇文章，外媒关注中国人民与政府在姓名立法方面的较量。报道称，虽然《康熙字典》载有汉字四万七千多，可是常用的汉字也就三千多，如果能掌握三千五六百汉字，就可以算得是高级文人。当然原报道说的是，如果西方人掌握了三千五六百汉字，主体并不是华人。该文分析，中国人民在所以喜欢取新奇怪异的名字，是因为中国的姓氏太少，区分度太低。比如一个姓王的孩子，在取名时就可能有七千二百万王姓，那么这个时候，重名的机率太高了。与之相反，美国不存在数理化的情况，因为美国有九万个姓氏可以选择。

政府是否应该立法限制公民只能在政府汉字计算机数据库可以提供的范围内选字，这是一码事。但名字的区分度又是另一码事。前者是一种政府行为，涉及到公众利益与文化的强硬"规范"；而后者则是一种文化内在的发展逻辑与机制。对于前者，我们当然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支持或反对政府的行为，希望政府不要无视民意，以行政力量左右文化走向。但对于后者，我们就要理清认识上的关系，虽然这认识也没有必要上升到中西文化孰优孰劣的高度。

就我个人而言，我反对政府的这种做法。因为计算机汉字数据库的不足而硬性规定公民都向机器靠拢，无疑是看错了问题。我们应该做的，是改进计算机数据库，而不是规定公民。就如病毒，据说今天我们科学昌明的时代里，仍然无法把病毒归入生物界或无生物界，惶论动物植物或者菌类。但我们并不能因为我们技术和认识的局限就要求病毒，说你消失了吧，或者你进化了吧，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给你定性，没有办法规范你。这纯粹就是削足适履。

但取名要不要规范？我觉得还是要的。因为它也涉及到我们中文和华人文化的内在逻辑与发展机制。据说也有一个著名的个案，就是赵CC这个名字（抑或是赵C？，反正是个拉丁字母入汉语的现象）。在这位赵姑娘出生时，民政部门通过了其姓名，但高考时却以违法为由，取消了其高考资格。（事实是否如此？可能是我记忆有误。）对于这一个案，我觉得第一政府应该给赵姑娘姓名权，法律是有，但是是以后出台的，政府有必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政府与社会也应该允许这个别的特例存在，不能一律封杀。但之后在这方面，则要严格立法。禁止再出现李john或者王p。再比如，中国人的名字，我们的文化允许与接受的是二字名。也就是张小山，李富龙，赵匡胤。因此，法律最好规定，我们不要出现松下裤带子之类的名字。这当然是玩笑，但李小娟子，武二正雄这样的名字似乎我们社会上也有了。这个，要规范。

但规范是规范。社会是变化与发展的。我们目前的规范只是目前我们的文化与习惯还不能接受这些做法。不过，目前不能接受，不代表永远不能接受，因此法律的适用年限也要适度地表明，不能一劳永逸。就如，张王玉容，罗田小昭，这样的名字我们应该能够接受。而且，中国人传统的香烟传承观念一直根深蒂固，既然只能生一个孩子，为什么不能让这个孩子在名字上标识出父母双方？政府要为自己当年的政策埋单和反思，要理解人民。不过，由此衍伸的其它问题，则还是需要社会公众畅所欲言，形成共识。诸如张王玉容这个名字，是姓张，还是姓张王，或者是姓王？另外，这个由父母取的名字如何与香港那边因嫁人而从夫姓的张王玉容如何区分？因为前者的情况不明确，恐怕也只有该小姐的父母或她自己才可以决定，但后者则清楚地表明了小姐姓王，张不过表明她丈夫姓张而已。还有，我们在姓氏谱里面到底怎么看待"张王"？它是不是一个姓？有没有可能将来父母姓张姓王的小孩人数大增，因此也衍生出一支张王大族？他们要不要联宗？呵呵，这些恐怕也就是痴人说梦罢了。

就文化方面来讲，名字不过是一个人的代号。因此，叫小百合与CC并不见得就不对。这可以从我们现在（当年五四时期不就有吗？）喜欢称某人的方式就清楚了。现在还有多少人说张三去了，看见李四不在，于是一腔怒火发在王五身上，幸亏赵六赶到，才化解了一场危机。现在的人都习惯说小A和小B去看电影，后座的小C和小D一直说话，于是双方打了起来，引得小E和小F都过来帮忙。可见，文化的交流也好入侵也好，早已经在我们身边了。况且这种就说是入侵吧，也只是在一个我们汉语能够容忍的地步，或者说是汉语文化给外来语素可以提供的空间上头发挥作用。比如我们并不把12345，或者αβθπ就看成是外来语入侵，虽然我们也并不认为这就是汉语。再比如，我们会说sorry，byebye，但是我们并不说我很sorry，也不说我们什么时候byebye啊？外来语的入侵，只是限定在一些特殊的场合和语境中，对于汉语来说，其实危险并不大。的士是进入了汉语，可是我们并不说我要去"打的士"，我们说我"打的"，我们也不说我碰了一位好漂亮的"的士姐"，我们说"的姐"，这其实是潜在的汉语生成机制在起作用。同样，女生迷恋迈克尔・斯葛菲尔德，但他们并不叫他斯葛菲尔德帅，而是称为"米帅"。罗纳尔多，我们中国人亲切地叫为"小罗"，谁管他姓不姓罗？我们当然也会讲"的士"，虽然只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可是就是在很小的范围，大家在讲到"的士"时，前面习惯用的是"一辆"，"红色的"，"好猛的"等等，这个自然，也是我们潜在的汉语生成机制在发挥作用。

小时候上思想品德课。有一天我姐姐班里的学生都开始饶有兴致地跟我们宣耀，说外国人的姓好怪的。马克思姓马也就算了，可是还有姓恩的人呢，那人叫恩格斯，而且两个人都叫什么斯呀思呀的。虽然我们看到李斯这名字并不觉得怪，觉得很正常。大学老师有蒙古族，请教该老师我们该叫他特木勒老师还是特老师，他无奈地说，就叫特老师吧。其实老师姓特木勒，按理该叫特木勒老师，可是虽然汉族人并不懒，但文化机制使然，大家都叫他特老师，他有什么办法？我的大学同学姓上官，这是比较常见的复姓了，可是他们本地人都称他们为关某关某某，上字给省掉了。他们自己写字签名时，也习惯在官字上头，加一短横，使上官两个字并成一个字。今天，我们都开始学了外国人了，比如我们并不称张娟丽为张娟丽，有时候也不称娟丽，当然我是说小说创作中，而是直接称其为张。这一点，其实由来有自，从民国时期，甚至之前就有了。可是，这一做法始终也只局限于某些文艺作品或一些亲昵场合。平时，我们要表示亲切，姓名三个字的同学，我们直接称其名，不带姓；如果是两个字的朋友，我们再亲切都会把他（她）的姓也给加上。当然，更亲切的，那就直接喊绰号了。如果有那个男生会喊我单独的一个姓或者一个名（我的名字是一个字），那会被人视为怪人，觉得这两个人不清白。即便是文艺创作，只要出现了这样的称呼与行文，势必也会给人先贴上一个文艺小资的标签。

其实中国人的取名表现的往往不是孩子的区分度，而是父母的希望与卖弄才情。中文语言结构决定了几乎每个汉字都可以做为独立的语素来构成词，结果就是每个名字不但是代号和标识，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符号与审美对象。如此，父母才会对名字如此考究，或者惊动世人，或者寓以美意。即便崔十九，刘五十一，王三斤，李二狗，也不是毫无来由的。当然，因为名字而无法参加高考或公务员考试，这是极端的做法，是政府的失职，我们要批评。也当然，因为孩子取名叫赵�或刘�，老师就不叫孩子的名字不让他回答问题不与他交流，那也纯粹是老师的职业道德问题。我们应该呼吁的是提高我们的道德修养，而不是硬性规定明令禁止。这就等于受害者二度受害，有点昔时被人强奸也只能嫁给那个强奸者一样的道理。我们以前怕失节，现在还怕吗？有些父母故意哗众取宠，那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同时也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一种心态与个人主义的上升。但这种心态并不会因为政府的禁令就有所改善。好笑的是，网络上那么多版本的"草泥马"，"我草"，这些其实更恶劣，真真正正反映民众素质，应该加以改善的并不会被禁止与规范，而真正有深度反映思想的言论却被不明文的禁止。

美国人姓氏的区分度，九万个姓氏？是真的吧。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几个因素，第一，这九万个姓氏的人口比例不同。美国也有大姓小姓，大姓如同我们的张王李一样，人口不见得少。如果我们不拿王姓作考察，换成区，换成老，换成第一，看看区分度高不高？重名率少不少？第二，这九万个姓氏有多少是重的或者基本是一样的？我并不清楚zhang与chueng，jiang与Kiang是不是在美国被看成两个姓，但西方经过这多漫长的岁月，拉丁语本身就再衍生出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再加上进行英语时的拼写有些改变有些不改变，这同姓的也分成不同姓的了。就如中国的"陈"与"田"，"孔"与"宋"一样。中国的陈与田，孔与宋可以完全视为不同的姓，那么人家的九万个姓中这些情况就完全是不同的姓了吧。但是那文章说的中国只有上百的姓，也未免太过了，我们的姓氏统计起来也五六百以上吧。虽然与九万比起来，确实少得多。但第三，这九万个姓氏，那可几乎是汇集了全世界的姓啊。比如中国的李姓，到了英语里是一番样子，韩语的李姓就成了i。完全没有l。我们的金是Jin，台湾的是什么不知道了，但韩国的就成了Kim，这些本来相同的姓，那就分化成多少个了？何况日本人的姓氏因为冒进而多且冗杂，进入英语里，那还了得？第四，从文化上来说，英语或西方人士取名可以从父辈祖辈教父等选上一串，中国人没有这种习惯。你能够接受孩子叫张李王赵马小石吗？满族皇帝为什么称姓金？拓跋宏为什么改叫元宏？甚至金庸小说里的敏敏特木尔为什么取名叫赵敏？为什么少数民族同胞的名字到了汉语里如果超过三个字（有时四个字）时，我们习惯给人家掐头去尾？因为我们文化里很难接受这些方式。第五，真的从区分度来看，中文姓名的区分度要远高于西语的区分度。这是从词素的构成能力与取名习惯来定的。几乎每个汉字都是一个生词能力极强的词素，况且做为姓名用字，很多构成能力不强的字也可以不受这些生词格式的限制，比如菩萨的菩字或萨字，葡萄的葡字和萄字，本身拆开来生词能力很低，但如果用作姓名完全不受限制。但西方虽然生成文字很容易，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写出来，可是他们在意义上受限制很大。取名时，他们真的是"选取"名字，而不是创造名字。我们中国人的取名是"创造"的，不一定要选。这一点就不同了。何况，英文里的victoria和victor跟中文的马力与马丽也没有太多区别。在外国的机场大厅里喊一声，John，看看就多高的回头率，但中国你就是奥运宝宝在多，你在上海的地铁站叫一下奥运，看有几个人搭理你？你就是再加上张字马字，估计也没有多少人答理你。

外面人文化上当然还有一种区分方式，就是加上地名。比如著名的莱奥纳多・达・芬奇，如果不把达・芬奇看成是姓的话，那译过来就是芬奇镇的莱奥纳多。先不要管莱奥纳多的来历与在其他语言里的变种，这个达・芬奇就跟我们中国的西门大官人差不多。更不要说矿主米勒大哥（Miller)或者锯工索耶二妹子（Sawyer)了。丘吉尔姓什么教会山（churchhill)，阿甘就叫森林（Forest)，当然也有很高贵的王公大爷（Prince)。那些代表贵族来源的德文里的冯（von)，法语里的德（de)，意语里的达（da)，还不都是一个来源，翻译成汉语就是"哪圪�来的"。要是用这种方式来区分汉语姓名，就滑天下之大稽了，你成了闽西张王陈小梅，我成了渭城马宋段小楼。哦，对了，中间我还得加上一位圣人的名字，哪个好呢？就叫吕洞宾吧，以后见了我，要记得，我的官名是渭城马宋段吕洞宾小楼。这样，估计全世界我应该是区分度最高的姓名之一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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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16日星期二

《西方文化导论》读后


最近因为要备下学期的课，还是狠看了叶胜年先生的《西方文化导论》。叶先生的书是为了英语专业学生扩展西方文化课而开的，既然是为了扩展，也说明了就是导论，因此书在广度上是有的，而且在深度上也就自然不会有。以这门课的性质和课时安排来算，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了不起了。

其实，文化做为一门课程，总的来说，课时再多，也只能算做是"导论"，或者浅尝。涉及的内容太多，而且虽然不算艰深，但明确的东西少，要讲的东西多。我们关于文化的定义有那么多，但你面对本科的学生，作为选修课来说，只能姑且选一个中庸的定义，或者干脆不去选定义。理论的那些东西只交给专家去考虑，我们不妨学一点美国人的pragmatism，做起来再说。

话是这样说，但有些基本的东西还是要交待清楚的。比如说，西方文化这个概念，我们可以不在文化的定义下死扣，但西方这个概念我们总要明确。原因很简单，虽然地理位置上来讲，"西方文化"确实是在中国的西方，可是我们得告诉学生，埃及文化和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这些地理位置上属于中国以西的地方，他们的文化并不在我们的"西方文化"之内，恰恰相反，我们称他们为东方文化。岂但如此，阿拉伯文化、波兰与俄罗斯的文化，后期希腊的文化，我们都不要讲，他们也不是西方文化。所谓的西方，是西方人所定的西方。标准与框架，都是他们自己定好了。这一点文化背后的霸权或说强势，我们应该需要学生明白。

不到四百页，而且是英文出版，可想而知，这个篇幅处理这么大的一个问题，不得不说是一本小书。小到什么程度？小到在文化的必要内容之中再选择一次必要内容的地步，到了有必要再扩大的地步。这不能不说是我们今天高等教育面临的一个尴尬处境。我们要求深度和广度，呼吁通才或通识教育，希望学生文理兼通，但结果课时与内容都大幅削减。教育主管部门与学生一样的急功近利，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少的功夫和能耗汲取到西方文化的精义，那是比登天还难。凭心而论，我们每天与文化打交道，有志于文化研究或者有志于文化学习的人，又有几个敢说得到了某文化的精义？当希腊与东方文化的关系只剩下几百字不到，当斯巴达与雅典的政治与社会风貌只剩下廖廖数语或全然没有，我们怎么能够说我们能够理解希腊文化？何论其以后的发展与传承？当希腊本土的地理与气候环境，人种来源，语言习惯，书写材料能极尽精减之能事时，我们怎么能理解这样一种文化如何能够在这样一个地方发展与传承下来？

文化导论尽管只是导论，但是从功能与要求上来讲，内容介绍与历史源流，时代文化特征与内在发展逻辑就一样都不能少。但是在既有的课时与急功近利的心态下，文化作为本来应该生意盎然的主题变成干巴巴的框框。斯巴达诚然是一个全民举兵的城邦，但"全民举兵"能不能够解释它的强盛？能不能够解释来库古的伟大？能不能够解释后来德国、日本对斯巴达的推崇？能不能够解释中国鲁迅和德国尼采对它的热衷？有谁能理解拉科尼亚式的话语，能明白拉西第梦人的悲壮？一群士兵武夫就能感动身后的无数人类？这太天真了。

当达・芬奇只变成一个意大利的画家，成为拥有三幅名作的名人时，我们又能不能明白他为什么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风尚与时代符号？我们能不能明白他为什么成为那么多人的偶像与楷模？我们知不知道透视法的改进，知不知道解剖与画作的关系，知不知道人体比例图的发明，新的绘画材料的发明，知道机械与物理，地质与生物，知不知道他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更关键的是，我们知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时代产生？这说明了什么？他为什么伟大，只凭他一生总共只画了15幅画？其中还包括未成品？

当文化只变成了条条与框框，鲜活的历史也就变成了一堆骷髅，而且这骷髅还残缺不全。

因此，叶先生能在这有限的尺幅中既谈到地理环境，历史事件，又谈到神话、文学、艺术、哲学、音乐、建筑，既讲明表现，又力度阐明特点与原因，真是很难得的。虽然，我个人觉得，从西方文化本身的发展来看，犹太文化的部分可以再精练，因为我们毕竟谈的是"西方"文化，犹太文化是东方文化，对西方影响大的那一部分又不在历史书、先知书、犹太文学和科学那里头。因此，为经济计，不必花费太多笔墨。何况，花费的笔墨对于学生实际的学习与教师实在的教学没有太多补益。另外，日耳曼文化与宗教改革的影响倒是可以再增加一些篇幅。近代新科学方法如归纳法、实验法以及自然科学精神和成就对整体文化的影响，也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但事实上，日耳曼文化极大地影响了西方的政制、宗教改革则释放和锻炼了人的信仰与精神，而自然科学的进步则导致了人文社会科学全方位的成为自然科学的婢女，成为机械论的牺牲品，道德感与水平的整体下滑，战争的冷酷无情，种族优越论等论调，又何况不是极端的"科学精神"的牺牲品？

总的来说，叶先生的这本教材作为一本教材中规中矩，尤其是中当今高等教育现状的规矩。但从学生的接受方面来看，我倒是觉得，有一些方面可以考虑如何去改进。

1.各文化部类之间的联系还可以更紧密，其内层的关系还可以更彰显。如古希腊的"数"概念与"自然"概念，与平衡观，建筑群，理性精神，认识论之间的关系。如文艺复兴期间的建筑与绘画作品，人的观念的转变，教会生态与文人生存现状，文学与哲学观念之间的关系。

2.对文化源流的发展与脉络还可以更清晰。在这一方面，古代的脉络清晰，很可能是因为我们去古已久，经过岁月淘洗的成果，既然少，也就清爽。但近代和现代的脉络则模糊，一个原因是太近了。第二个原因是人类社会确实越来越复杂了。不过，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在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环境保护主义之间找到共同点。或者，我们可以在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找到共同点，他们并不是表面看起来的那么互不相融。

3.对知识点的选择还可以更有的放矢。因为我老是有一种感觉就是面面俱到，等于面面不到。学生知道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或三大喜剧作家，以及他们代表作品的名字，只不过是多了一点常识而已。但这常识如果没有具象的东西去呈现与巩固，最终的结果也只是还给课本和老师，结果连常识也算不上。与其这样，不如告诉学生这戏剧的功能与来历，表演场合与特点，简单的演变史和审美要求。如果有时间，而可以挑选一部戏来详加说明，如《美狄亚》或《俄狄浦斯王》。简单的故事介绍可能只会给人以美狄亚是个丑陋的巫婆形象，而完全有悖于作者的原意和当时希腊人的命运观和人生观。而给学生罗列《圣经》章节部分构成的结果可能只是学生全部不听或听了也忘了。与其这样，不如学一点创世纪或出埃及记，或者启示录和登山宝训。

4.对章节的结构还可以再斟酌。把基督教宗派介绍放入基督教及新约一章，实在大可斟酌。也许只是因为该章分量太薄。但我个人倒以为不如把旧约和新约合成一章，宗派分裂，尤其是宗教改革之后形成的派别放入宗教改革一部分。同时，把宗教改革同文艺复兴一部分抽出来，单另成一章。因为基督教从成立到东西正教的分立，再到东正教的产生，其实已经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两次分离与后来的宗教改革分离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前两次是纯粹的政治行为，后面的则在政治动机之上又加上了信仰问题，社会问题以及新的民主问题。并且，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完全是两种时间上有一点点交错，但性质完全不同的运动，以宗教改革作为文艺复兴的陪衬，虽然在时间顺序上可以，但在重要性方面则完全不能这样处理。也许，对宗教改革的不重视，是因为该时期文化成果太少的缘故。不过，对文化也是需要有一个不同的界定不是。如果说但丁和薄伽丘和彼得拉克的创作是一种文化成果，那么圣经的翻译运动算不算是文化成果？文学作品用民族语言来创作是一种革新，那么希腊和拉丁文本的民族语翻译算不算一种文化创新或创造？尤其当这种翻译成为一种对传统的再认识与新观念的再出现的时候。

5.对材料内容安排的一种考虑。这门课既然是面向英语专业学生，是不是在涉及到英美文化现象时，可以在文学作品上少花时间，而把这个时间用到其他方面？如文学作品的特色与源流，与其他文化现象的关系等等。而名作家与其作品的介绍，则完全可以省事，因为他们的文学史或文学选读，都会把这些课给更深入地学习了。

叶先生是前辈，囿于这些不得已的限制，纵然神仙也难以胜任这不可能的任务。我们只能在希望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能够改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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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揭开在华朝鲜人神秘面纱

原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ccaa320100edu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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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际先驱导报》博客

揭开在华朝鲜人神秘面纱(2009-06-16 10:53:01)
标签：朝鲜人 像章 女服务员 阿晨 杂谈  分类：独家报道

在表演的平壤馆餐厅女服务员。

 

【作者】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梁辉、漆菲 特约撰稿杨凯发自北京、广州

【编者按】朝鲜上个月再次进行核试验后，半岛局势持续紧张。与中国仅一江之隔的这个国度，在外界看来总是如此神秘莫测。而在中国工作、学习、生活的朝鲜人也始终保持着他们的低调和神秘。本报记者经历波折，试图走近他们，一探究竟。

 

餐厅服务员：微笑回避“敏感”问题

    　“平壤高级餐馆8点开始平壤美女们的演出。”用餐完毕，漂亮的平壤姑娘递给《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一张精致的名片，上边如此写着，背面还印有餐厅位置图。计划体制下的朝鲜人，并不缺乏市场经济头脑。
    朝鲜5月25日再次进行核试验后，半岛局势持续紧张，但在平壤馆餐馆，平壤姑娘们依然身着盛装，给顾客献歌献舞。
    平壤馆餐馆，位于北京朝阳区麦子店街一家宾馆的一层，外表装修并不起眼，但它的名头却在圈子内很响。一位知情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平壤馆具有官方背景，女服务员都是从平壤挑选过来的，平常很少跟外界接触，上下班有专车接送，安排在朝鲜驻京机构住宿。
    不过，这位知情人士的话很难证实，因为在中国工作、生活的朝鲜人，不管是餐厅服务员、留学生，还是商人，都保持绝对的低调，他们始终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与他们的祖国保持着同样的神秘。
    日前的一个中午，记者光顾了这家餐馆。当推门而入时，一位身着民族服装的女服务员，手上正摆弄着针线活。
    “营业了吗？”当听到声音，她马上放下手上的活计，小跑过来打开玻璃大门，脸上荡漾着光彩，笑魇如花。
    引记者入坐后，她很快进入了自己的角色，用并不流利的汉语介绍着特色菜，“西海海鲜是我们的特色，您可以尝尝。”
    另一位服务员很有礼貌地端上一壶茶，举手投足轻盈大方。不经意间，在餐厅的大门处站上了一排服务员，清一色的民族服装，脸上化着淡妆，清新秀丽。
    “你的名字很好听。”
    “谢谢！我来自平壤。晚上来的话，可以看表演。楼上有包厢。”
    ……
    在她们的胸前，佩戴着领袖像章，以及印有自己姓名的身份牌。
    餐厅正对着大门的一端，是一个不大的舞台，中央摆着一套架子鼓，右侧是一台中国产的大屏幕彩电，背景是一幅“朝鲜三千里锦绣江山”的壁画。
    用餐过程中，一位服务员轻拍记者的肩膀，示意马上会有节目表演。记者顺便跟她聊起家常，“下班后出去逛街吗？喜欢逛什么地方？”“这个……我汉语不好，听不太明白”。记者的好奇心引起了一位领班模样的服务员的注意，她主动过来询问“有什么需要帮助”……
    刚结账还未起身，站在门口的服务员们马上打开了门，做出送客的姿势。当记者说明要采访时，她们一致微笑着摇头，领班模样的女服务员表情还甚为严肃。
    平壤馆的姑娘们，用“微笑”或一句“我听不懂”回避了记者的好奇心。不过，在另一家名为“海棠花”的朝鲜餐厅，记者则得到了不一般的体验。表演节目的朝鲜姑娘，不仅大方地接受了记者的献花，还热情地跟记者合影留念。
    海棠花餐厅显得更豪华，里面灯光明亮而柔和，音乐轻漫垂耳；服务员着装更高贵，竖着高高的马尾，唇红齿白。
    落座后，记者试着跟她聊上几句，接待的女服务员很快也打开了话匣子。
    “受金融危机影响，顾客是不是少了？”
    “金融危机？没听说，我们的生意很好。”
    她胸前没有佩戴领袖像章，这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为什么没戴领袖像章？”
    “我穿的是工作服，脏，穿正式、干净的衣服时才能佩戴。”
    一提到自己的领袖，朝鲜人的眼神里都会流露出几分敬畏。
    “能卖一个给我吗？”
    “绝对不行！一万块也不能卖！”
    她的眼中似乎闪过一丝不悦。一位从朝鲜回国的人士告诉记者，朝鲜的领袖像章都有编号，不能售卖。
    这位服务员始终站在不远不近的地方，似乎在随时听候招呼。表演开始后，她极力鼓动记者给演唱者献花。演唱者的一首《辣妹子》，让记者称奇，跟宋祖英的歌声没有多少差别，“不会是假唱吧？”女服务员肯定地说：“就是她唱的。”
    细细打探这家更具活力的朝鲜餐厅，表演用的电子琴是“雅马哈”，桌上的烧烤炉是“韩国制造”，壁橱里的啤酒则多是中国的“青岛”、“燕京”。

商人：来头不小，低调经营

    “海棠花”是朝鲜一家有名的食品公司。上世纪90年代，老板柳在官就嗅到了中国市场的商机，由此萌发了来中国淘金的念头。
    像柳在官这样来中国淘金的朝鲜商人为数不少。据报道，朝鲜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多是从事中朝贸易的来华淘金者。
    在中国边境城市丹东，商场里经常会出现胸佩像章的朝鲜人，就是在目前朝鲜半岛局势紧张的情势下，丹东的中朝贸易依旧红火。在丹东人的眼里，一江之隔的朝鲜人总显得很不一样。丹东盛源纺织城的一位经理说，如果在选购商品时来了韩国人，朝鲜商人就会立即回避，先到别处看看，等韩国人走了，再回来继续挑选。
    而在生意人王福伟眼里，朝鲜商人很精明，头脑很灵活。王福伟跟朝鲜商人做了十多年的生意，他举例说，他们会跟多个中国商家分别议价，最后选择出价最低的一家购买自己所需要的货物，并且最后还要砍价。一位丹东人士向本报透露，在丹东从事贸易的朝鲜商人，登记注册的约有300人左右，但实际远远不止这个数。
    一位消息人士向本报透露说，朝鲜在中国的贸易公司一般称为“会社”，通过这个平台，朝鲜商人进行各种贸易活动，大至石油、机械等大宗商品，小至日常生活消费用品，“这些贸易会社都是朝鲜官方的”。
    据了解，在中国的朝鲜会社，上规模的有30家上下，多集中在北京，以及丹东等边境城市，威海、大连等地也有不少朝鲜商人活动。其中，胜利会社是朝鲜最大的外贸会社，在中国内地的驻点较多。另外，在澳门、台湾，朝鲜商人也有不少。
    然而，朝鲜商人很少抛头露面。多位曾经在朝鲜工作、学习过的中国人士，在接受本报询问时，都表示对于朝鲜商人知之甚少。
    李玉珍是鲜有的曾在中国电视上露面的朝鲜商人，这位女商人在朝鲜出生长大，接受朝鲜政府的培养教育，在海外旅居了30多年。据说，她与朝鲜高层关系密切，2007年3月她接受香港凤凰卫视的专访，也是得到了朝鲜高层的允许。那时，朝鲜正遭遇首次核试验后严厉的国际制裁。而李玉珍的出面，外界观察家普遍解读为“朝鲜对外释放的积极信号”。

留学生：未来的朝鲜骨干

    朝鲜派遣来中国高校学习的留学生，同样保持着低调。在中国老师和同学的眼里，他们多专注学习，说话谨慎，很少发表自己的言论。
    “虽然他们认真好学，但与他们的关系总感觉有距离，”东北师范大学孙启林教授长期接触朝鲜留学生，在他的印象中，朝鲜学生说话谨慎，从不会说对中国的喜好，“有时候，我请他们来家里做客，他们看到我们的生活优越，眼神里会流露出羡慕，但嘴上从来不会赞许。”
    曾在朝鲜、韩国工作学习过的吉林大学徐文吉教授，熟悉朝鲜人的思维方式、做事风格。他告诉记者，来华学习的朝鲜学生多对中国抱有好感，这种好感是从心底里发出的，他们其实也很活泼，“记得一位梁姓学生，30多岁的男子，一次来我家做客时，很大方，又唱又跳的。后来临别时还送我一个精美的朝鲜工艺品。”不过，他们不谈政治问题，“双方都有意识回避”。
    据了解，按照中朝相关协议，朝鲜每年会派遣约150名留学生来中国学习。他们多集中在理工专业，当中一部分多是带有科研项目的中青年骨干，学成之后都会回国。
    来中国学习的朝鲜留学生中也不乏官员。
    2007年11月，五名朝鲜官员在香港科技大学接受人口普查方面的培训。当时，一名叫金光进的朝鲜官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他用流利的英文介绍说，他们每天下课后还要去图书馆，或者上网查阅资料，“学到凌晨一两点是常事”，平时的娱乐活动也就是打打乒乓球。
    给五名朝鲜官员上课的马忠东教授回忆说，他们开始十分拘谨，不过慢慢便放松了，偶尔也会开开玩笑。有学员开玩笑说“香港人很懒惰”，因为他们发现即使只到二楼，香港人也要坐电梯。“他们也会惊叹香港商场的琳琅满目”，马忠东说，他们会获得一定数量的外币作补贴，“但他们舍不得用，而是存起来”。
    来自朝鲜的华侨留学生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更能融入中国社会。
    阿晨来自平壤，是朝鲜国内第三代华侨，他的父亲在一家朝鲜企业任职，母亲则在家照顾家庭。目前阿晨在暨南大学学习国际贸易，也是学校学生会朝鲜学生分部的负责人。面对记者的提问，阿晨丝毫没有戒拒心理，十分健谈，工作、生活、恋爱毫不回避。
    从小在朝鲜长大的阿晨说，在朝鲜的生活平静而祥和，根本不像外面媒体渲染的那么紧张。他还透露说，身在朝鲜的父亲正张罗着给他介绍朝鲜姑娘做女朋友，他笑着拒绝了，“在朝鲜，很多家庭希望把女儿嫁给华侨子弟，但是我希望找一个其他民族的女孩子做朋友。”
    阿晨介绍，目前在暨南大学求学的在校朝鲜华侨学生约有60人，多来自平壤、新义州等地，专业多选择日语、英语等，希望毕业后，能借助掌握多门语言的优势，进入大的外资企业。谈到工作，阿晨表示，能留在广州固然最好，但如果受金融危机影响，广州的机会不多的话，他愿意到离家乡近一点的地方工作，“等安稳下来后，就把父母接到中国来养老”。
    据了解，由于地缘、政治以及历史的原因，朝鲜留学生多派往中国，回国后，他们一部分会被分配到党政机关和部队系统，一部分会分配到外务省，还有一些则会从事对外贸易工作。一些“海龟”回国后，很快就能成长为工作上的骨干，受到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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