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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论》发表之后的140年里，科学技术发展经历了多次的革命性飞跃，社会经济运行方式也已经从传统的“殖民时代”跨入了全球化时代，人类的文化精神生活和思想理论也波澜起伏。于是，有人就怀疑：140年前的《资本论》在当代是不是已经过时了？还有多大的现实价值？近日由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和上海财经大学联合发起组织的“马克思《资本论》及其当代价值”的国际研讨会在沪召开，传递出一个重要而又明确的信息——在140周年后的今天，马克思的《资本论》依然具有巨大的认识价值。
《资本论》与劳动力政治经济学
资本主义社会的剩余价值由劳动力创造，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重要观点。来自加拿大的罗宾·维利教授指出（刘志广编译），这一观点也为我们解释现在的经济挑战和劳资关系提供了重要视角。中国现在仍处在转型之中，其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就是劳动力的作用以及马克思主义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工业化过程中劳资关系变化所带来的挑战。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资本对自身的认识没有社会界限，其任务是通过自然和社会各种要素的最大化利用来实现保值增值。如果劳动力被作为一种资源来经营，并且人被看作是选择性的行动者，那么管理就是必要的。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化，私人资本自主性的增长将促使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探索间接管理劳动者的系列模式。
罗宾·维利指出了值得中国注意的两个转型国家的实践，一是俄罗斯在2001年颁布的新劳动法，促使新的工会组织注重在提高报酬、劳动过程保障、集体谈判等方面寻求新的平衡，而不是单纯盯住福利。这样，在俄罗斯就形成了一个政府和工会参与的双重劳资关系管理体制，其劳资矛盾与冲突主要发生在企业层面，而不是国家层面。二是韩国在1960年至1996年期间，在从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劳动力最初被看作是被高度管理和控制的商品，由国家批准的工会进行组织。但随着劳动力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韩国临时工的比重超过了工人队伍的50%，从而产生了一个分裂的劳动力市场。为此，韩国政府在2007年为保证非固定工的基本权益颁布了新的法律，但正如马克思谈到英国工厂法颁布后雇主的反应一样，逃避义务是可想而知的。虽然俄罗斯和韩国的经验对于中国政策选择的借鉴是有限的，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对于相对和绝对剩余价值的获取，以及所面临的挑战及产生的影响是有普遍意义的。例如，怎么管理劳资关系？什么是劳动法？在政府和工会参与的双重管理体制下，雇主与雇员在多大程度上自发地处理劳资关系？中国在进一步加快市场化建设过程中，必须通过政府行为来设置劳动的基本社会条件，以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
《资本论》彰显当代价值
就《资本论》和当代的关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张薰华归纳出理论界流行的几种情况：1.认真学习，掌握它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以及规律在当代的具体展开，活学活用。2.也曾努力学习，但忽视所揭示的规律，搬弄片言片语，成为教条主义者。3.未学《资本论》，或摆设几本《资本论》做做样子，无知地胡说《资本论》过时了。4.恶意反马克思主义。张薰华教授认为《资本论》在当代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是科学的发展观。当代社会都有它的物质基础的生产力发展规律，表现生产力的人际关系的生产关系，包含市场经济中商品所有者的关系的规律。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规律，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分配关系实现生产关系；价值规律以反比表现生产力，价值增殖规律以正比表现生产力，特别重要的是：关于能够提供剩余产品的农业生产力是国民经济基础的规律，以及生产力本身决定于自然条件（人口、资源、环境）的规律。叙述这些规律是《资本论》中的基本理论，也正是科学发展观，是当代社会发展应遵循的规律。但这并不意味我们要将书中这句话或那句话当作教条抱住不放，而是说它的基本理论并未过时。一方面，书中有些论点、有些科学闪光之处，马克思未具体展开，正有待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予以充分论述。另一方面，基本理论也会随着客体条件的变化而展开、丰富。因为一方面人们的认识是一个由表及里，由此及彼，逐步贴近客体的过程；另一方面客体世界又处于变化中，人们的认识也随之变化，因而理论也随之不断发展。
中国社科院《资本论》研究中心主任裴小革认为，虽然《资本论》的作者早在100多年前，便旗帜鲜明地提出未来社会的目标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并认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发达的生产力，但这种以人为本的经济理论在其后的100多年里并没有引起很多国家决策者的高度重视。长期被人们广泛接受的传统经济理论，是一种西方经济学倡导的以物为本的经济理论。它认为财富就是物质收入，经济发展必须以物质收入的增长为核心，物质收入是唯一财富，人力只是资本、只是增加收入的手段。因此，追求物质收入的无限增加是至高无上的目标。当代《资本论》关于经济发展要“以人为中心”或者为“目的”的理论，使人们冲破西方经济学的束缚，又一次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并且，随着人力以及作为其附属物的健康、知识、科学、技术、信息、经验等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运用《资本论》，从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使最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获得全面发展和生活富裕的角度研究经济改革目标越发必要。虽然西方经济学家舒尔茨等人提出了与《资本论》的可变资本理论具有类似作用的人力资本理论，但是，由于他们抛弃了《资本论》的劳动价值论，没有说明劳动在人力取得和发挥作用中的特殊作用，也没有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只把人力作为创造物质财富工具的局限，所以，这种理论在揭示社会发展和变化的规律方面，其实远没有《资本论》可变资本理论那样科学和深刻。我们运用《资本论》研究经济改革的目标，既吸收人力资本理论中的一切合理因素，又继承被它抛弃的可变资本理论，可以使经济改革目标得到更加科学合理的解释。
江苏学者邱飒爽、涂金坤教授指出了一种对剩余价值论的误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提出：“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但是，有人却从剩余价值论中引出“只有私有制经济存在剥削，公有制经济消灭了剥削”的偏误。以致于把只有实行社会所有制才能消灭剥削，错误地解读为实现了公有制就消灭了剥削，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解读为实现单一的传统意义上的全民所有制。要消除这些影响，就必须在《资本论》的剩余价值论详细地揭示出剥削产生的秘密以后，还要继续弄清楚马克思怎样阐述消灭剥削的条件，并在剩余价值理论的指导下，研究消灭剥削究竟和什么因素直接相关。只有这样从理论深处入手，才能廓清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否背离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的本质，才能彰显剩余价值论在社会主义消灭剥削过程中的当代价值。
“理性经济人”假设的非科学性
西方微观经济学历来倡导所谓“理性经济人”假设，把它作为分析人的经济行为的基点。“理性经济人”被解释为天生利己的符合人的本性的人，在某些约束下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的人。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何干强运用生产关系人格化的原理分析后指出，“理性经济人”回避了人的经济性质、经济行为与所有制之间的因果联系，把人的本性等同于一种永恒不变的自然属性，是一个有很大片面性的主观主义的概念。其实，“理性经济人”的利己性，不过是商品交换关系中商品所有权对立关系的人格化、以及由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引起的资本主义竞争关系的人格化；“理性经济人”不过是把这些关系的人格化，扩大为人的天然本性了。这其实反映了这种假设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质。可以说，“理性经济人”假设，最多在研究商品交换关系和资本主义竞争关系中有某种程度的适用性，但是，超出这些范围，就只有破坏性。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曾引用十七世纪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句话，深刻地批判了“经济人”假设导致的不良后果，他指出，“关键并不在于，当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实现的时候，也就达到私人利益的总体即普遍的利益。从这种抽象的说法反而可以得出结论：每个人都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造成的后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可见，这种假设的本身是缺乏建设性的，是消极的，分析社会主义所有制是根本不适用的。用这种假设作为分析前提，只会从理论上对公有制经济造成破坏作用。
马克思奠定了当代生态社会主义的核心理论
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是当前国内外理论界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时青昊认为，在《资本论》中，我们可以找到充分的证据来说明，马克思是怎样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把生态问题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联系起来。参考马克思的著作，可将其论证概括为如下几条：（1）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新陈代谢）永远是人类生存的必要的自然条件。（2）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过程中制造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在乡村，人们 “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 在城市，土壤营养物质的消耗在城市表现为环境污染，“在利用这种排泄物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浪费很大。”（3）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之间的“裂缝”是无法弥补的。既然生态循环圈出现了“裂缝”，而且还“无法弥补”，马克思认为，其根源应该在“劳动”上找，问题出在“劳动循环”上，也就是“价值循环”或者“商品循环”上。资本主义的商品循环违背了“归还的规律”，资本家不断地将剩余价值从工人那里拿走。（4）要解决环境危机，马克思认为，应该从生产关系入手，消灭产生剩余价值的根源。马克思说：“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马克思的理论构成了当代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和开端，直到今天，生态社会主义在基本理论方面仍然没有超越马克思。（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科研处 来源：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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